唐五代佛典音義研究·序
尉遲治平
*仁瑄博士的《唐五代佛典音義研究》是在他的博士論文的基礎上擴充修訂而成的。年，我與仁瑄商定將《慧琳〈一切經音義〉的計算機處理和音系研究》作爲他碩士學位論文的研究課題，説實話，這個課題對於剛邁入學術領域的碩士來説是大了。不説别的，慧琳《一切經音義》約一百二十萬字的文本的數字化處理，僅這個任務工作量就不小，仁瑄能不能很好完成，我心裏還真的有點不踏實。到了年，仁瑄如期完成了碩士學位論文，並獲得了答辯專家的好評。於是，在確定仁瑄的博士論文課題時，我就放心地提出讓他把研究范圍擴大到玄應、慧苑、可洪和希麟音義等五部唐五代佛典音義。在做選題報告時，參加評審的諸位先生又提出任務繁重，能否完成的質疑，仁瑄聽了自己也有些猶豫。但後來他還是不畏煩難，艱苦奮鬥，終於如期完成博士學位論文《唐五代佛典音義音系研究》，在年通過了答辯，獲得了答辯委員會的高度好評。至今我還記得通過答辯以後，仁瑄一方面爲學業有成奮鬥終有回報而高興，一方面又爲數年刻苦攻讀備嘗艱辛而感慨唏嘘。現在又經過幾年的修訂擴充，撰成此書出版在即，回首這段往事，我當然爲仁瑄感到非常高興和欣慰。佛典音義之學的興起，可以追溯到清代乾嘉之際。在傳統小學中並没有所謂“音義”，《四庫全書總目·小學類序》説：“以《爾雅》以下編爲訓詁，《説文》以下編爲字書，《廣韻》以下編爲韻書。”正式確立了小學文字、音韻、訓詁三分的格局，但訓詁、字書、韻書三類中並没有收納音義書。例如：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在經部五經總義類，宋孫奭《孟子音義》在經部四書類，唐何超《晉書音義》在史部正史類，唐李籍《九章算術音義》在子部天文算法類，唐潘緯《柳河東集音義》在集部别集類，這幾種書中潘緯音義雜入柳集注中，無專書傳世。可見今日所謂“音義書”散佈在四部之中，無論是隨文附注還是專書别行，學者並不把這些書看作語言學著作。至於佛典音義，就更不爲學人所重視。“元應、慧苑之書，世多不傳，南宋人博雅如朱子、王應麟，亦未之見”（清孫星衍《倉頡篇序》）。即使是《四庫全書》，作爲當時規模最大的叢書，收書種，存目種，但是這五種唐五代佛典音義一部也没有收録。
直至乾嘉學者出，這個局面纔改變。肇其端者可能是任大椿，他“參覈典墳，兼及二藏音義”，從玄應《一切經音義》中“鈎沈起滯”，於乾隆四十七年輯得《字林考逸》八卷，開卷第三條“祐者助也”即注明輯自“唐沙門元應《一切經音義》”，此類注文在書中觸目皆是。乾隆四十九年，孫星衍輯成《倉頡篇》二卷，在自序中説：“古書不可不覽。頃禮部儀制司任大椿集《字林》八卷，索之，彌月始獲一見。星衍以戊辰之歲讀書江寧瓦管寺閣，游覽内典，見元應《一切經》並慧苑《華嚴經》音義，引《倉頡》爲多，隨加鈔摭，兼采儒書。”“戊辰”是乾隆十三年，孫氏特别申明他始見玄應、慧苑之書的年代，不知道是不是想撇清他是受到了任氏書的啟發，但他“隨加鈔摭，兼采儒書”，比起任大椿“參覈典墳，兼及二藏音義”，遣詞用語間透露出學者對待佛典音義的態度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他認爲：“元應、慧苑之書……中引古書尤多，足與陸德明《經典釋文》並垂於世！”並且“揄揚其實，屬友刊行之”。
後來莊炘見到任、孫二氏之書，注意到這兩本著作與佛典音義的關係，在乾隆五十一年校刻刊行了玄應《一切經音義》。他在序中説：“（玄應音義）今在釋藏中，自唐以來，傳注、類書未及引，通人碩儒亦未及覽，閲千餘年而吾友任禮部大椿著《字林考逸》，孫明經星衍集《倉頡篇》，始見此書，成其撰述，予閲而美之。頃宰咸寧，至大興善寺，見轉輪釋藏，求其卷帙，善本猶存，乃施金五百，刊而行之。”細玩序文，此書刊佈與孫星衍頗有干係，孫氏還與錢坫合力參與校正，所以孫星衍“屬友刊行”的這個友人應該就是莊炘。
不久，嘉慶四年臧庸《拜經堂叢書》又據釋藏本校刻慧苑《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二卷，並撰《序録》一卷，盛贊慧苑音義曰：“引漢魏古籍尚夥，亦可以見此書之足貴矣！此定當與《一切經音義》並傳。”莊刻玄應音義和臧刻慧苑音義在佛藏之外提供了所謂“儒本”，得爲學界廣泛利用，段玉裁注《説文解字》，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據之正訛補闕，獲益良多。
嘉慶七年，謝啟昆不滿朱彝尊《經義考》於小學一門僅録《爾雅》二卷，乃與陳鱣、胡虔合力撰成《小學考》五十卷，在訓詁、文字、聲韻之外另立音義一類，廣泛搜羅著録音義書，卷五十中就有元應《一切經音義》、慧苑《華嚴經音義》、可洪《藏經音義隨函》、無名氏《大藏經音》、無名氏《唐藏經音義》、處觀《大藏音》等幾種佛典音義書。謝氏在“欽定”四庫總目門類上别立“音義”，不能不説是頗具膽識，其書承《經義考》爲輯録體，“篇題之下、孴迻叙跋，目録之外，采證群書”（清孫詒讓《温州經籍志·叙例》），無疑拓展了小學家們的視野。
十數年間，任大椿、孫星衍首開風氣獨具慧眼，莊炘、臧庸校正刊行沾溉後學，段玉裁、阮元援據治學垂範士林，謝啟昆創置部類指示門徑，群賢共襄盛世學術，極大推動了佛典音義的研究。
下逮光緒年間，楊守敬隨使日本，訪得獅谷白蓮寺本慧琳《一切經音義》和希麟《續一切經音義》，二書失傳千年重歸故國，實爲學林之幸事。楊守敬在《日本訪書志》中説：“余初至日本，有島田蕃根者持以來贈，展閲之，知非元應書，驚喜無似。……佚文秘籍，不可勝紀。誠小學之淵藪，藝林之鴻寶。此書出，遂覺段茂堂（玉裁）、王懷祖（念孫）、任子田（大椿）、沈匏盧（濤）諸先生之撰述，皆有不全不備之憾。”年，頻伽精舍印行二書，今人纔可能獲此五種佛典音義之全帙，對唐五代文化展開全面而系統的學術研究，至20世紀末葉，有關佛典音義書的研究逐漸興盛，終成熱潮，涌現出了一批有價值的研究論著，仁瑄的《唐五代佛典音義研究》就是其中的重要成果。我們在爲新時代學者的貢獻感到驕傲的同時，回顧佛典音義研究的發展歷程，應該對乾嘉諸老心存感恩之情。
謝啟昆《小學考·序》云：“首恭録敕譔；次訓詁，《經義考》爾雅而推廣於《方言》《通俗文》之屬也；次文字，則《史篇》《説文》之屬也；次聲韻，則《聲類》《韻集》之屬也；次音義，則訓讀經史百氏之書。訓詁、文字、聲韻者，體也；音義者，用也。體用具而後小學全焉。”敕譔涉及到意識形態，姑且不論，謝氏所謂“體”和“用”，按現在的話來説意思是：訓詁、文字、聲韻是通論，各偏重於漢語的詞彙、文字、語音；音義是專論，全面反映專書或群書的語音、詞彙、文字的方方面面。仁瑄的這本書充分體現了音義書的這種性質，討論的範圍包括文獻學、音韻學、訓詁學和文字學，各個方面都有貢獻，其綜合性在同類著作中頗具特色。下面文獻學、文字學各舉一例加以説明，音韻學和訓詁學是書的主體，我就不囉嗦了。
關於慧琳的卒年有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是元和十二年説，源於唐景審《一切經音義·序》：“元和十二年二月三十日絶筆於西明寺”；另一種意見是元和十五年説，根據是宋贊寧《宋高僧傳·唐京師西明寺慧琳傳》“以元和十五年庚子卒於所住”。仁瑄以爲《宋高僧傳》的記載較爲可信，因爲古籍中“五”往往由於形近致訛誤作“二”。景審序言《慧琳音義》“至元和二祀方就”，《宋高僧傳》則云“迄元和五載絶筆”，“二”“五”互易，正與慧琳卒年的情況平行。但如果僅止於此，那祇能説明“二”“五”相淆，不能遽判孰對孰錯，可能是“五”誤爲“二”，也可能是“二”訛作“五”，甚至可能兩個字都是錯字，例如可能應該是“三”，景審誤作“二”，贊寧誤作“五”。仁瑄進一步指出古時以干支紀年，往往可作爲人們考訂時間的依據，《宋高僧傳》所言“庚子”恰是元和十五年，這是一條可靠的證據，因爲元和十二年是丁酉年，“二”可能訛作“五”，但是“丁酉”幾乎不可能誤爲“庚子”。如果没有新的材料，仁瑄此説可成定讞。
在文字學方面，仁瑄關於轉注的討論也引人注目。轉注，是文字學中的一個老大難問題。許慎在《説文解字·叙》中説：“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但書中再也没有指明哪一個字屬轉注，這個定義和“考、老”之間的關係，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釋，以致聚訟千年，至今仍新見迭出，各種意見祇能説是後人的設想，很難説是否符合許慎的原意。年，孫雍長先生出版了《轉注論》，提出了轉注是將一個假借字作爲“轉注原體字”而“加注意符”的造字法，産生了廣泛影響。這個意見的出現有其學術背景，與六書之形聲的研究的發展相依共生。
清末劉師培在《小學發微補》中説：“如‘侖’字，本係静詞，隱含分析條理之義。上古之時，祇有‘侖’字，就言語而言，則加‘言’而作‘論’；就人事而言，則加‘人’而作‘倫’；就絲而言，則加‘絲’而作‘綸’；就車而言，則加‘車’而作‘輪’；就水而言，則加‘水’而作‘淪’（皆含文理成章之義）。是‘論倫’等字皆係名詞，實由‘侖’字之義引申也。‘堯’字亦係静詞，隱含崇高延長之義。上古之時，祇有‘堯’字，就舉足而言，則加‘走’而作‘趬’；就頭額而言，則加‘頁’而作‘顤’；就山而言，則加‘山’而作‘嶢’；就石而言，則加‘石’而作‘磽’；就馬而言，則加‘馬’而作‘驍’（高馬也）；就犬而言，則加‘犬’而作‘獟’（高犬也）；就鳥羽而言，則加‘羽’而作‘翹’（長尾也）。是‘嶢磽’等字皆係名詞，實由‘堯’字之義引申也（又如從‘台’之字皆有始字之義，草之初生者爲‘苔’，人之初成者曰‘胎’，是也。從‘少’之字皆有不多之義，言之少者曰‘訬’，目之缺一者曰‘眇’，禾之少者曰‘秒’，是也。從‘亥’之字皆有極字之義，果之盡處曰‘核’，地之盡處曰‘畡’，是也）。舉此數端，足證造字之初先有右旁之聲，後有左旁之形。聲起於義，故右旁之聲既同，則義象必同。……及事物浩繁，乃以右旁之聲爲綱，而增益左旁之形。”
前人多以爲形聲字是先“以事爲名”取意符，再“取譬相成”加聲符，劉氏一反成説，振聾發聵，可以看到宋人右文説之影響。右文説發現聲符可以反映形聲字的語義，清王筠《説文釋例·分别文累增字》又從六書造字法的角度涉及到聲符和形聲字的關係，到了20世紀下半葉，劉又辛先生發表《從漢字演變的歷史看文字改革》（《中國語文》年第5期）和《“右文説”説》（《語言研究》年第1期），利用古文字的材料，從漢字歷史演變的角度，進一步指出早期形聲字是在假借字上增加意符而形成的，比劉師培的討論更加深入系統而富有理論色彩。這時，孫雍長先生的轉注論就呼之欲出了。
但是，這些看法仍然還祇是後人研究所得，以今論古，雖不乏真知灼見，卻不能提供更多的可靠的古文獻證明。仁瑄在做碩士學位論文的時候，一次告訴我，他在慧琳《一切經音義》中發現了很多有關轉注的材料，我看了以後，認爲這是一個十分有價值的發現，是現在能見到的文獻中最早的對轉注字的成批標注，經過初步觀察，覺得可以作爲孫雍長先生的轉注論的有力支持，也符合劉又辛先生對漢字發展途徑的論斷。
根據景審序言，慧琳音義引證浩繁，所音取則於元庭堅《韻英》及張戩《考聲切韻》，釋義依《玉篇》《説文》《字林》《字統》《古今正字》《文字典説》《開元文字音義》七家字書，“七書不該，百氏咸討”，所述皆有憑據，因此慧琳指明轉注應該不是憑私臆説，當有所本，可以採信。所以我鼓勵仁瑄就這些材料進行深入研究。仁瑄後來發表了一系列論文，對慧琳《一切經音義》中的這批轉注字材料從各個方面展開了討論，最終形成了本書術語研究中轉注一節，提出轉注是在轉注原語的基礎上加注意符的造字方式，在轉注過程中，轉注原體字不必事實存在，但在人們的言語中，一定得有和轉注字意義相關的言語事實——轉注原語。轉注原語表現在漢字形體結構中，就是通常所謂的表義聲符，從而對孫雍長先生的觀點進行了補充修正，並提供了文獻證據。
後來我纔知道早在年解冰先生就在《慧琳〈一切經音義〉轉注、假借考》（《貴州大學學報》第2期）一文中已經討論過慧琳音義中的這批轉注字，但解冰先生關注的是六書四體二用的問題，認爲這批材料反映慧琳已經有了轉注、假借爲“字之用”的意識。上面我説的轉注的研究歷程好像是前修未密，後出轉精，那是從學術史角度的表述，各位研究者很可能是“閉門造車，出門合轍”，特别是在信息不發達的前網絡時代，這種情況更是屢見不鮮。同樣，關於慧琳音義中轉注材料的首次發現，應該是解冰先生，但這不妨礙仁瑄也是獨立發現這些材料的，兩位都在慧琳音義和轉注的研究中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音義書有各種不同的分類，其中一種是從傳統三教的角度，分成儒學音義、道書音義和佛典音義，道書音義和儒學音義性質基本相同，佛典音義獨具特色。漢文佛經是中印文化交流的産物，佛典音義就會涉及到漢語和梵語兩種語言。終南太一山釋氏《玄應一切經音義·序》：“隨音徴引，並顯唐梵方言。”慧苑《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序》：“音訓梵言，聊爲注述。”景審《慧琳一切經音義·序》：“印度聲明之妙，支那音韻之精，既瓶受於先師，亦泉瀉於後學。”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序》：“唐梵對翻，古今同異，雖依憑據，更俟來英。”可洪《新集藏經音義隨函録·前序》：“或有將雙譯對會，譣以施行；或有諸藏勘同，詳之取定。”説的就是佛典音義的這種特殊性質。這些話既是對佛典音義作者的贊許，也可以看作是對今天研究者的學術素養的要求。
研究佛典音義，如果就像對待儒學音義和道書音義那樣去討論，可以做得深入而系統，但不免没有充分利用佛典音義的特殊學術價值，會遺漏很多有價值的學術信息。仁瑄的書在這方面應該説是做得比較好的，特别是在利用梵漢對音研究唐五代漢語語音系統上。
音韻學的研究任務包括音類的歸納和音值的構擬。早在乾嘉之時清儒就開始了對漢語古音音值的探索，例如戴震《聲韻考》《聲類表》的古韻九類二十五部，每部都採用影母字命名，就反映了戴氏心目中的上古韻部讀音，但是因爲時代的限制，他們没有找到合適的材料和科學的方法，這種工作祇能説是一種猜測。
到了上個世紀初，高本漢使用歷史比較法進行漢語古音的構擬；汪榮寶發表《歌戈魚虞模古讀考》,使用譯音對勘法探討古韻音值，兩種音值研究方法同時引入我國，也都各自引發了古音學上的一場大辯論，但此後的發展很不相同，前者成果豐碩，後者少人問津。這可能有兩個方面的原因。我曾經聽到過有學者説既有歷史比較法，就不必再用譯音對勘法，這是第一個原因。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不同，同一課題可以而且應該進行反覆但不是重復的研究，任何使用不同的材料、運用不同的方法、從不同的角度進行的學術討論都是有益的。
我曾經在《對音還原法發凡》（《南陽師範學院學報》年第1期）一文中討論過歷史比較法和譯音對勘法的不同性質，指出歷史比較法是利用有親屬關係的現代語言或方言進行的逆向比較，語料是具有發生學關係的同源詞，研究者認爲語音形式存在差異但有嚴整對應關係的詞，優於語音形式相似的詞，語音相同或相似的借詞應該剔除，構擬的古音是一種可能的音值，它必須能解釋古代漢語文獻所反映的所有有關的音韻行爲，同時還要能解釋從構擬的古音到現代語言或方言的演變，構擬的可靠性在於其解釋力，能解釋的語言現象越豐富，可靠性就越大，學者研究時追求的是儘量逼近實際的讀音；譯音對勘法是利用古代漢字和外族拼音文字的對音進行的横向對比，借詞是其中一種重要的材料，語料之間是共時異源的關係，即使是有親屬關係的語言，研究者也只關注它們之間的接觸和移借，並不管它們有没有發生學上的同源關係，考訂出的古音應該是當時漢語的實際讀音，祇是因爲兩種語言間語音系統的差異，不免會丟失若干語音信息，造成一些誤差，學者研究時追求的是儘量不偏離實際的讀音，因此我們認爲把這種方法稱作對音還原法，更能反映它不同於歷史比較法的性質。所以，歷史比較法和對音還原法的研究可以互相參證，各有其學術價值，都應該提倡。
另一個原因是從事譯音對勘的研究，需要特别的專業知識和專門的學術素養，不免阻礙了更多的學者。仁瑄此書利用梵漢對音對玄應、慧苑、慧琳、可洪、希麟五種音義書反映的語音系統進行了討論，爲佛典音義的研究，也爲對音還原法的發展作出了貢獻，是值得重視的。
玄應、慧苑、慧琳、可洪、希麟五種佛典音義書，最早的玄應音義約成於唐德宗龍朔初年（~），最晚的希麟《續音義》約成於遼聖宗統和五年（），跨三個多世紀，是研究唐五代漢語發展史的好材料。仁瑄的書不僅對五種佛典音義書的語音系統分别作了共時描寫，還將五種書貫穿起來對漢語語音演變進行了歷時研究，並對唐五代漢語語音史的分期提出了自己的意見，點綫結合、縱横兼顧，這是一種很好的研究模式。
我在年曾經主持過“隋唐五代漢語語音史研究”的課題，當時確定了幾個原則：第一是必須使用同一種性質的語料，同質異構比較才有意義，異質異構的比較，既有語音系統的差異，又有語料性質的不同，會給研究工作造成干擾。可供研究隋唐五代漢語語音系統的材料很多，我們祇用韻文，以保證語料的同質化。第二個原則是先共時描寫，在共時描寫的基礎上再歷時比較，所以我們從五代開始往上到隋初唐逆向進行，以免順向工作前面的結論會給後面的研究造成暗示和影響。第三個原則是共時描寫必須自己做，不能用别人的東西。有些個别的例外的語言現象，從共時的角度看是不重要的，從歷時的角度看卻是演變的濫觴或殘存，是構造發展規律的重要事實。由於學術背景、研究目的和觀察角度的不同，研究者對這些現象可能視而不見或棄而不用，而自己親手做，就可以通盤觀察，前後關照，系統處理。第四個原則是先比較再分期，不能先有分期再選定實例進行描寫和比較。
仁瑄的課題設計和研究計劃跟我早年訂的這些原則相合，他提出的唐五代佛典音義音系的分期，跟我研究隋唐五代詩文用韻的分期意見也相合，分成隋初唐、盛中唐和晚唐五代三个时期，隋初唐合於《切韻》，盛中唐開始演變，晚唐五代繼續發展。仁瑄入華中科技大學時，我的課題已經結束，他並不瞭解課題的具體内容，我那篇討論分期的文章《隋唐五代漢语詩文韻部史分期簡論》，是年在一次學術研討會上宣讀的，今年纔公開發表，他纔得以看到並在書中引用。我用絲聯繩引法歸納詩文用韻，仁瑄用對音還原法研究聲母音值，二人分别獨立工作，得到的結論卻可以互相印證，也是人生治學一大樂事，也使我覺得我們的研究結論是值得研究者參考的。
仁瑄此書還有一個特色，即利用計算機技術輔助進行研究。我要求學生寫論文時首先要將材料數字化，然後建成數據庫，編寫程序處理數據，人機互動進行研究。仁瑄此書論及佛典音義對於“古文”研究的意義，提供了這樣一組數據：玄應音義“古文”材料例，慧苑音義4例，慧琳音義例，可洪音義例，希麟音義88例；論及佛典音義對於六書研究的意義，提供了這樣一組數據：慧琳音義標識“象形”例，標識“會意”例，標識“形聲”例，標識“轉注”47例，標識“假借”71例；論及佛典音義引書，提供了這樣一組數據：玄應音義引書凡種（篇），其中内典74種，約佔所引書總數的30.7%；慧苑音義引書凡種（篇），其中内典14種，約佔所引書總數的11.6%；慧琳音義引書凡種（篇），其中内典96種，約佔所引書總數的22.6%；可洪音義引書凡種（篇），其中内典種，約佔所引書總數的71.1%；希麟音義引書凡種（篇），其中内典15種，約佔所引書總數的8.7%。讀者閲讀時，自會留下深刻印象。
没有數字化技術，短短數年的時間，這樣的工作幾乎不可能完成。這些定量研究爲定性研究提供了支持，看似簡單的數字統計，反映出嚴謹求實的治學態度，爲課題奠定了堅實而科學的基礎。但有時我會聽到有人説按一下鍵盤就出來結果不是學問，既然計算機做出來跟人做的一樣，爲甚麼要用計算機做？我倒覺得既然計算機做出來跟人做的一樣，而且可以做得更好，爲甚麼不用計算機做？計算機輔助研究，是學術研究的嶄新形態。
我讀書時多次聽師輩們説，他們曾見前輩能舉一字即知在《説文》《廣韻》何卷何葉，我聽了馬上想起李清照飯餘烹茶與丈夫的智力游戲：“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自己十分仰慕。這是最早的治學形態，知識儲存在人腦和圖書中，處理全憑自己的大腦。《説郛》卷十六下引宋楊億《談苑》曰：“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缾數千，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置齋中。命諸生採集其事類投缾，倒取之，鈔録成書。”白居易利用外部載體處理知識，檢索文獻，分析文本，採集數據，鈔録卡片，分類排次，匯聚生成新的文獻，是一種新的治學形態。但是據宋韓駒《白孔六帖序》記載：“唐白居易攟摭諸書，事提其要，區分匯聚，有益於世。或謂白公文采道德自足以托不朽，顧爲此何歟？”看來新的研究方法是很難馬上被人接受的，但經過千年磨合，最終這種令人齒冷的鈔胥賤役倒成了治學的常規形態。
現在計算機輔助研究是學術研究形態的又一次重大革命，知識不僅儲存在人腦和圖書中，而且儲存在硬盤、磁帶、光盤、U盤等磁性材料中，人眼再也看不見，知識的處理不僅可以在紙張上用筆書寫文字，而且可以在電腦之内用程序處理數碼，人手再也摸不着，而且不用千年磨合，坐擁書城搦翰疾書的學者不經意間似乎變成了敲敲鍵盤的操作員，看不見摸不着的工作過程更讓人覺得不能控制，無法瞭解，放心不下，當然會出現種種非議。祇要想想當年白居易遭到的白眼，就可以知道這是治學形態轉型時的正常現象，而計算機輔助研究也必將成爲學術研究的常規形態。至於説按一下鍵盤就會出來結果，那完全是一種誤解，學者利用計算機輔助進行學術研究決不是簡單的技術操作。
我近年發表過幾篇文章探討計算機輔助學術研究的理論、内容、材料和方法，指出所謂計算機輔助研究實質上是將人腦儲存處理知識的過程數字化由計算機完成，首先要揭示釐清大腦密封隱藏的功能，將學科研究方法切分到再也不能分解的最小步驟，考慮到一切可能及其處理方案，排列成符合邏輯的流程，使用計算機語言編寫代碼，計算機執行完後再分析運算結果，發現了問題，重復以上過程，人機互動，直至完成研究。所以，計算機輔助學術研究是一種勞動密集型工作，其强度比傳統紙本工作有過之而無不及；同時又是知識密集型工作，不僅需要學科本體的專業知識，而且需要心理學、邏輯學、數學和計算機科學等學科的知識。特别是漢語史研究是傳統學術中最繁難的部分，如何利用計算機輔助進行研究，没有現成的模式，缺乏成熟的經驗，仁瑄在這方面進行了艱苦的探索，積累了寶貴的經驗可供借鑒，應該充分肯定。
因爲和仁瑄有一層師生關係，恐怕難免有溢美之辭，所以本文並没有對他的書作出很多具體的評價，祇是從個人所見，就如何閲讀這本書提出幾個可以注意的視角。任何學術著作都有局限，都有缺點和錯誤，讀者自能鑒别，如能不吝指正，我想仁瑄應該是非常歡迎和高興的。
尉遲治平
年10月於武昌瑜伽山麓行吟澤畔
（本文原載於黃仁瑄《唐五代佛典音義研究》，中華書局，年）—END—關注：長按二維碼，敬請關注“音義學”版權：版權所有，轉發請注明來自“音義學”投稿：(1)Email：yinyimee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