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我还留着这张照片。磨蚀太重的画面上，驻扎在薄勒嘎斯太山谷的第一组儿童们个个皮袍黝黑脸带冻疤，神采奕奕地望着我。看不清小美人索米娅究竟是破涕为笑，还是仍在抽泣。
母语的启蒙
张承志
关于插队草原经历对我的宝贵，我已经写了半生。
确实——半生的笔墨，没写尽它对我的滋养和启迪。
如今在流行一个词：双语。没准倒是我，在它尚未流行也没被污染的时候，比较早地使用过它。大约在-年之间发表在《新疆*协报》上的《夏台小忆》里，我提到一个额鲁特蒙古和俄罗斯移民的混血小姑娘诺伽。在那篇散文里我写到了一个“和父亲讲蒙语的额鲁特方言、和母亲讲俄语”，因为从两三岁时就和异族的邻居娃娃玩在一起，所以说起维语、哈语“如母语一般纯正”的小姑娘。
我还特别提及了她的夏台小学。那所小学“比北京大学还棒”，因为它同时使用维、哈、蒙、汉4种语言授课（包括每一门课），不同民族的儿童可以自由挑选想学的一种。
后来在长篇散文《夏台之恋》（）中，我使用了“bilinguist、双语持有者”这个词汇。我讲到一个回族一个维族、从孩提儿时就滚爬玩耍在一起的两个小孩：
两家都有一个一两岁的光屁股的小男孩。说他们是小男孩不如说他们是个小动物。每天,除了吃和睡他们可能爬向各自的母亲以外,他们与各自的大人毫无关系。
他们日出而始、日入而息地天天玩。当然,大人也根本不搭理他俩。夜里,两家的房子由他们随便睡哪家,亲妈不会去找。两家的女人早就习惯了在吃饭时,给爬到跟前的两个都盛上,而且决不能偏心——否则天下就要大乱。……
他俩无疑将是真正的bilinguist,双语持有者,对彼此对方的语言精通得入骨入髓。
如今看来,我显然还不够啰唆。我并没有写足他们对彼此的语言理解得入骨入髓的原因。那原因就是——玩在一起、滚在一起、用唯有婴儿才会说的那种所谓牙牙学语之前的“语言”，吱吱呀呀地“说”在一起。我想强调：造就双语，必须经过如夏台桥头两个小孩那种自然的共同生活阶段。只有那种和平与平等的比邻而居，人才能获得某种语言本意的感受。后期的、学校的、被迫的语言学习，不能与那种孩提交流相提并论；因为那是“人与人初次对话的语言,一点没有被污染的语言”。我还忘了多啰唆几句：使用四种语言授课的夏台小学，乃是一院子四学校或一校四学；在用天山上的松树圆木榫卯拼接造成的校园里，学生和教员、授课语言和使用教材，麻雀虽小，却有四套之多。学龄儿童与他们家长的愿望，毫无异议地享受着民族*策的保障。如今我常感慨：别看这么几句，能写出它来，还是靠了我那一段要紧的经历。若是没有在二十二岁的年月、在异族异语的内蒙古、在风雪酷寒的乌珠穆沁草原创建过一座马背毡房小学，并在使用蒙语的人群中担任民办教师的经历——我不可能写出上述那么几句。当然，若是没有亲爱而辛酸的汗乌拉大队游牧小学的“巴赫西”（bahxi,教师）的体验，我也不会醒悟包括母语的权利、双语的含义，以及教育与民族等话题的重大。
（a）
如今，恐怕已经很难让人相信——比如知识青年中流行的不是颓废和想家，而是革命和立业；不是破罐破摔，而是心气未褪——那样一种精神状态了。今天，偶尔哪怕是与革命前辈发生了思想的相碰，也很难让他们听懂我们当年的革命口号——真的,连我回忆着也觉得恍如隔世，究竟什么才叫“在根本利益上为人民服务”呢？如果今天漠不经心地回想，当年被我们傻兮兮地认为可以划入马克思所谓“人生的需要”而不是“谋生的手段”的劳动，也就是值得为之一拼的活儿——可以列出打井、盖房、中草药种植加巡回医生等不多的几种。再数下去，就是小学了。
而盖房子，也就是定居点的泥水活儿，究竟是一项百年大计还是一场对古老游牧文明的破坏，也许将要迎对愈来愈多的质疑；而打井，虽然算得上一种有效劳动，但是它也会被机井和其他手段取代。只有学校——它牵扯复杂，一言难尽，将会令人长久琢磨。
在那个只争朝夕的时代，没有谁思考许多。我只是在脑子里略微转了一下念头，就投入了行动。那时我想：这可是亘古未开的草原。教育从来只在城里，至少只是在庙或公社坐落的镇上存在。若是经过我们的努力，在汗乌拉四野茫茫的大草原上建起一座学校——该是多有意义！所以，虽然当孩子王与我的形象实在偏差太远，我还是没能抗拒诱惑，接受了“老师”这个被定为中等劳动、每天只记6个工分(满分是8分)的活儿。要紧的是，无人指导更无人援助的我迈出的第一步，若有灵感——当时的我当即决定，既然是我来办小学，就要教蒙文！可能是因为前一年放羊时，一年里我都满怀兴致，抱着一本蒙古国出版的蒙文《怎样经营牧业：给牧民的建议》，在山头上消磨时间。在空旷无人的山里，羊群只顾嚓嚓吃草，我懒懒躺在草地上，睡一会儿读一会儿——也许就是那时学得的一点蒙文，给了我一种野心？总之，我一人刻钢板（当然是在公社公立学校的蒙古族老师指导之下），印了一本薄薄的“乡土教材”。蒙汉对照，有题图，记得编第一课“doronjüg-esulānnaramandla——东方红太阳升”时，我对“东方”不用口语jüüntei而非用文绉绉的doron，觉得很别扭。其他的课文记不清了，但我永远记得刚开始教过的第一排字母表。蒙语的字母表，叫做“查干陶勒盖”（?angantolgai），意思即“白头，白脑袋”，指蒙文7个元音与一个个辅音逐一拼读而形成的音节。后来才知道，这套音节表与日文的五十假名之间，有一种阿尔泰语言系统的惟妙惟肖。在鞍子已经备好，即刻就要上马的那时，我明白字母表“白头”并不好对付。加上元音它一共16行，但是掺杂着专门拼写外来语，比如“牌子”（paizi）要用的p、“前线”(farant)要用的f。我编着小小二十页的油印教材，心里却盘算着怎么绕过它们。不用说，对一切老牧老外都拗口至极的z、c、s、zh、ch、sh，那几个怪母乱码，从开头我就没打算碰它们。如今也明白了：既然我有意躲开了这一组字母，也就避开了把大量外来语强加给蒙古儿童，并破坏他们童贞语言的罪过。白头音节表对蒙古儿童来说，常用和必须学会的，算算只有13行。
回到自己插包的家里想寻求点安慰，哥哥却来吓唬：
“你记着：巴雅、乔玛、乌兰夫，全大队就这三个小孩最调皮。你要是能对付这三个，就能对付所有小孩；你要是对付不了他们仨，就别当这个巴赫西！”
巴赫西（bahxi）就是老师。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与这个词纠缠得难解难分。我躲避着zh、ch、sh，刻着钢板，根据囊中羞涩的那一点蒙语库存，选择着蒙汉合璧的课文。
哪怕三个尚未谋面的小妖再厉害，信心却在增加——如今写来已经是个语言学问题：阿尔泰语系的语言比起汉语，有一种令人惊异的简单易学。只要学会一行，继续三行五行都触类旁通。只要学会一行元音再添上几个辅音，白脑袋便突然变为私有，任谁是文盲也都可能突然读出来。只要读出来，照狗画马，就可能描下来，也就是学会书写。三个小魔头的事儿另说，重要的是：十三行白脑袋一目了然，背诵13行白头音节表，不应该太难。
啊、哦、咿、噢、欧、喔、呜。
我暗暗念过一遍。前一年在山上放羊时，我一小会儿就背下来了，还用芨芨草棍写得滚瓜烂熟。这就是一行，小孩们背熟了，就等于学完了元音。在清华附中的外语课上，无非也就是这么一遍而过。啊哦咿噢欧喔呜，我要是担心发音不准，随便把一个过路的牧民揪下马来，让小孩跟他念，保证就准了。
这本乡土教材被我遗失，实在是一件大大的憾事。但是第一节课的情景，比钢板刻写的课文更加令人难忘。（e）
一个牧民居然堵住蒙古包的小木门，端端地盘腿坐着，注视着我们——“听课”。我知道，他大约是来找碴儿的，看我这个mookyitad(臭汉人)在教他们的小孩什么。而我们小学的儿童，在那一天却唯有喜悦，毫无一丝复杂的念头。我举起一根柳梢条，朝黑板一击：a～孩子们拼命地摇着脑袋，喊出了最初的第一个“白头”：A～～我威严地下令：“巴雅！把这个a，写到黑板上去！”
巴雅跳起，按着乌兰夫的脑袋，两步跨到蒙古包哈纳墙上挂着的小黑板前。他一边把长着两个牙的a嗤嗤地往黑板上写，一边回头问：“巴赫西，写几遍？”他显然见过公立学校里的黑板默写。
我考虑了一下：“写7遍。哎，写直！别写弯了！”
我想让他们从第一次就习惯“七”。因为元音一共七个，而蒙文字母表的每一行，都是七个查干陶勒盖白头。习惯七，背下七，一张口就给我喊出七个音来吧！我要让你们天天背诵七七四十九遍，一直到你们早晨从皮被里钻出脑袋，一张嘴就是一串白头字母表！
巴雅费劲地写着，粉笔嗤嗤地在墨汁刷黑的木板上打着滑。
我悄悄回头一瞥:嘿，堵门“听课”的大汉，已经增加到三个人。两侧各有一个扒着门框，还有一个在往里挤。戴皮帽子的大脑袋忽左忽右，挡住了门框射进的阳光。三颗头呼哧呼哧地喘气，六只眼睛瞪着黑板。他们全神贯注，忘了自己是大人，更忘了自己不是学生。他们比写着的巴雅还紧张，好像生怕粉笔在黑板上一打滑，写歪了。
七个差强人意的a写完了。巴雅的小脸蛋红扑扑的，兴奋地回到毡包对面的孩子堆。一旁，乌兰夫喊了起来：“巴赫西！我也写！……”我已看出了乌兰夫争强好胜，决定因势利导。我盯着这个据说是小魔头之首的乌兰夫，提出让他上黑板的条件：“你要写，就要写直。要是写弯了的话……把一个写弯了，要在本子上写七个！行么？”
“扎！”他冲上黑板。他写着，我在一旁随口说教：
“白头学会了，蒙古话的书不管有多少都能学会。查干陶勒盖是蒙古书的额吉、泉眼，是书的根子。不学会查干陶勒盖，蒙古的字和书你就学不会。不会念，不会写，一辈子你走着日子过着，书和写你不知道。”
一转身：听课的只剩下一个。目光和我一碰，好像害臊似地，他慌忙地也离开了门框。
那不过是一九七零年初冬的一天，我草原生涯中平常的一天。那天我口似悬河，却暗觉在强打精神——本来我的愿望，是蓝袍黑马飞驰雪原，而不是当个孩子王。在黑板上画白头，本该交给某个文静的谁。只因没有这个谁，我才被套上了缰绳。但恼人的是，在亘古草原上教一群懵懂未开的儿童念查干陶勒盖，又确实比在雪地上追逐羊群多了一点意义——就是这可悲的意义，它使我一生都勉为其难！它使我放弃了多少散漫的快活，又使我的轨迹，拐了多大的一个弯呀。
按照随意定下的方针，我们汗乌拉大队民办学校的冬春校舍，只是一顶灰旧的毡包。计划在四个牧业组里轮着转，每个组教十至十五天。这个穷办法，不知被谁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巡回教学”（toirinjāna）。大队派了一辆大车，把毡包卸在了第一组驻牧的薄勒嘎斯太山谷中间。车走了，我仍骑着马站在雪地上发呆。忽见一辆牛车缓缓驶来。“说是在学校门前，一家要倒下一车牛粪呢。”那个嫂子一边把牛卸下来，一边对我笑眯眯地说。我听得一怔，咦，我没这么要求呀。就这么，每家都运来了一车燃料。毡包也被他们支了起来。第二天上午，当太阳把雪原晒得暖和一些的时候,山梁上出现了一些孩子，像旱獭一样摇摇晃晃地走来。
他们慢慢走近了，每人都喊我一声“巴赫西”。我听着，这个词儿给人的感觉很特别，心头掠过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汗乌拉小学，就这么诞生了。小孩们每天从四面八方跑来上学。上课时我的马就撒在包外吃草，每天晚上我换一家过夜。在课间喝一次茶。白头表念得太无聊，我就把腰带在他们身上捆一个十字花充当摔跤服，让他们在雪地上摔跤“上体育课”。看看太阳差不多离西边的山梁还有一丈高，我用簸箕端来雪块，倒进锅里，烧开一大铁锅茶。虽然我早有自备，喝茶时，每个孩子还是都拿出一个小口袋：“巴赫西，这是阿嬢给你带的茶。”我则抖开一个个小口袋，把懂得惦记老师的女人们送来的炒米和碎砖茶，再分给她们的孩子。没有牛奶，我们一直喝的只是黑茶。令我至今耿耿于怀的是，甚至到了后来——到了我们有了大队部的泥屋校舍以后，万恶的管理员仍拒绝给我们批一只羊吃。几次我对他讲得口干舌燥，但他丝毫不为所动。到最后我也没能让孩子们享受学生的特权，像开会的干部一样，煮一锅喷香的羊肉，在念够了查干陶勒盖之后嚼个痛快。连一只羊都没给我们吃过……当年我常因此恨得咬牙，如今却觉得别有滋味。管理员拒绝时的冷漠神情是难忘的，那神情刻进了我的心底，但我却佯作未曾觉察。也许今天他会感到害臊？对这所马背毡包小学执行的母语尊重，对它不管多难也坚决推行的蒙文教学，牧民们缺乏敏感和珍惜。我明白，出于一种深刻的怀疑，即使我已经大张旗鼓普及查干陶勒盖，他们仍在冷冷观望。而我——既然骑上了马，就不是为了后退。我们注定实行的，只能是清贫的教育。就像毡包外踏破积雪缓缓吃草的羊群，学校在那个彤云低沉的冬春之交，默默求生般地运行。除了日后自己种的胡萝卜带来的欣喜之外，我们从未有过牧区该有的“以肉为食酪为浆”的享受。好在正是一个清贫的时代，孩子们对物质的匮乏毫不在意。由于他们对毡房小学的兴趣，唯因这一点——第一组的十几天教学不仅顺利结束，甚至可以说大获成功。结束那天，我让孩子们排队。碰巧知识青年们合买的相机在手，我想照一张纪念相。不知为什么队就是站不成。男孩们挤着看我手里的相机，女孩们在一堆叽叽喳喳。骆驼倌德吉格勒的女儿索米娅在抽泣着哭。一问才知道，原来，这个漂亮女孩一听要照相，着急自己褴褛垂丝的袍子太破，突然忍不住哭了。至今我还留着这张照片。磨蚀太重的画面上，驻扎在薄勒嘎斯太山谷的第一组儿童们个个皮袍黝黑脸带冻疤，神采奕奕地望着我。看不清小美人索米娅究竟是破涕为笑，还是仍在抽泣。
（i）
七个元音都教完那天，我发狠下令，要孩子们背熟背死，背它个口干舌燥、背到太阳下山。背！念！一百遍，一千遍！背到自己的骨头也能记住，背到连你做梦时被阿伽阿嬢一把抓起来问“查干陶勒盖是什么”，也能睡着把白头一个个念出来！大约二十年前，在《听人读书》里我曾追忆过一次：
那天我费了半天劲总算把蒙文字母的第一行“查干讨勒盖”讲完，然后我下令齐读。……
那天一直到散学好久我都觉得胸膛震响，此刻——二十年后的此刻我写到此处，又觉得那清脆的雷在心里升起了。
那就叫“朗朗书声”。二十来个蒙古儿童大睁着清澈惊异的眼睛，竭尽全力地齐齐喊着音节表。
“啊！哦！咿！噢！喔！……”
这是我第一次听见有人对我读书，那些齐齐喊出的音节，金钟般撞着我的心。
那一天我如醉如痴，我木然端坐，襟前是蜿蜒不尽的乃林戈壁，背枕是雄视草海的汗乌拉峰。齐齐发出的一声声喊，清脆炸响的一声声雷，在那一天久久持续着，直至水草苍茫，大漠日沉。
厚厚的积雪融化着，草根在雪层底下露出来。融雪——所谓春水，在蚀空的雪层下汇成看不见的小溪。当年的他们，其实根本就不是小妖怪。在汗乌拉小学辛酸艰难的创业史中，小巴雅始终不渝地追随着我，从未有一次动摇。乌兰夫的情况稍有复杂，原因在他的父亲与我插包的家族之间旧有一些费解的矛盾——但也迎风化冻。一次白毛风中，放学后我去他家过夜，风很凶，我抱着他九岁的妹妹巴依拉。只因乌兰夫对他父亲说了一句“老师抱着回来的”，那位一直不友好的牧民*治家，好像就决定不再矜持。晚饭后，寡言的他似乎觉得不该睡得太早，独自微笑着，取下了哈纳墙上的四胡。须知，那一夜他以胡琴伴奏唱出的，居然是在那个年代违禁的《钢嘎哈拉》（黑骏马）。我当然没有错过机会。我不露声色，掏出墨水冻住的钢笔，把飘渺的旋律、还有几句能听懂的歌词，记下了几句。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反复在各种场合对各种牧民尝试着套问、追挖、对证，最后终于洞悟了这首古歌的思路。我琢磨再三，筛选判断，认定了一套歌词，并做出了对它的翻译——当然都是后话。乌兰夫不过只是“hiitai”，有点气盛而已。至于小巴雅，则是天生的忠诚之士。白毛风迷漫的十多天教完，第一组散学了。毡包要搬往第二组了，孩子们蹒跚踏着雪，纷纷回家。巴雅拦住我：“巴赫西，我不回家。我跟着你走，一直到第四组，我都学！”我说：“晚上你住哪儿呢？”“到了第三组，我住胡勒根·阿布盖家！……”他朝我抬起清澈的眼睛。他的胡勒根·阿布盖（hulganabgai，姐夫），就是我的哥哥。乌珠穆沁姑娘在出嫁时，要认给她梳头的人为父（很像我后来知道的，西海固回民中流行的“尼卡妈”）。我在草原的嫂子出嫁时的梳头义父，正是巴雅的父亲、著名的套马手查布干齐。——也就是说，这小孩在提醒我：咱俩是有“关系”的，按道理讲，巴赫西你和我是一家人。我故意问：“那第二组呢？”巴雅被问住。他着急了，好像生怕被我否决：“住这儿呀。住学校的包！巴赫西，我和你住在一起不行么？”我有些吃惊。当时不过是随口的漫谈，此刻写着我却几欲落泪。
巴雅成了我的私人伴当后，一般都充当我们小学的唱歌起头人。我犹豫过，还是放弃了引入清华附中式的“课代表”一词、让它成为巴雅头衔的念头。他是个唱歌的天才，童音清脆如同铃铛一样。汗乌拉小学最拿手的，是童声齐唱《毛主席的著作金太阳》。那首齐唱是靠巴雅的领唱练出来的。后来我们搬进大队部泥屋的校舍，一旦有客人路过，我常叫孩子们排队，给他们露一手。别皱眉，最数那首歌唱起来能显示蒙语的妙处。那些表现着乌珠穆沁美妙的发音、前后音节的衔接与连读、语法成分绕弯儿跳出的轻灵、包括*治话语被蒙语童声带来的一种忍俊不禁……说实话，莫说知识青年，连老牧也很难唱准。我真想在这儿尝试敲开汉语的桎梏，哪怕徒劳地拆开句子逐节解释。那种非乌珠穆沁蒙语无法传达、非儿童齐唱不能唱准、非巴雅起头唱不出滋味的歌，我再没听过另一首。多少年来直至此日，我常常独自一人陷入回味，过瘾一般哼起它的细节。巴雅的脸蛋，连同他清脆的嗓子、发音和连接，都招之而至。ajilsorolga-duqigleltebolna，嘿嘿，“工作学习有方向”！
传说中的另一小妖乔玛（乔里玛的昵称），更是个罕见的人物。
“巴赫西，巴赫西！打人啦！他打人！”乔玛来告状。
“谁打人？”我问。
“Amaner-tei!”
嗯？我莫名其妙。细细一问后，不想长了见识。amaner-tai即“叫阿玛名字的”，也就是一个和他的父亲阿玛同名的家伙打了人。阿玛是他父亲的尊称，大名门德，所以阿玛的同名人自然是门德。我于是找到元凶——八岁的门德，多少吓唬了几句。我收拾着门德，却琢磨着乔玛。好一个乔玛，我瞟着他，心中暗暗称奇。他连在打架的时候，都严守着不直呼父名的古老规矩。
——只是，我还没有认识到古训涉及很宽；风俗规定不仅对父母、包括对兄嫂也一样必须严守尊称。可能是沾染了北京的陋俗吧，那时知识青年对平辈一律都直呼其名。我是一直到很久之后，才暗自掌嘴，对草原哥哥改用了尊称的。在追悼哥哥辞世的散文《阿尔善》里，我写到过这一点。
总之，待到热清明（halunhangxiu）那股新鲜的长风,嗖嗖地嗞着铁硬的、散落草原的冻牛粪和积雪，视野里大地的颜色开始发黑。天穹之下，万物都次第变色、消融和变干——到了蒙古话叫做“大地变黑了”的时候，局面打开了。
传说的三小妖，有如《西游记》里的“有来有去”或“奔拨儿拜”，都成了我名符其实的马前卒——我的白马“亚干”和后来夏季骑的一匹三岁“噶什德勒”颜色的生个子,都由他们牵了去饮水。
中坚分子其实并非我的死*。就本质而言，他们只是一些学习的喜爱者。后来就不止他们仨了：女孩索依拉，还有三十年后成为汗乌拉牧民首富的白音宝力格，也加入了我的圈子。
从那个融雪季节至今，谁能想象已是四十年弹指而逝！当年的孩子，居然都已年过五十。
真的，岁月和时间，简直无真实可言。只有朗朗的书声持续地在我心中清晰轰鸣，只有它留了下来，只有它是真实的。（o）
一头牛还给了大队，黑污的毡房也送回给吝啬的管理员。到了新绿涂染的五月末，小学校迁徙到了大队部。由传奇的李庆哥一把瓦刀盖起的大队部礼堂旁边，三间西屋归了我们。温暖的*泥小屋顶上，红旗抖着强劲的旷野烈风，啪啪发出脆响。我们转入了定居和住宿制。在牧区，因为孩子居住太分散，从来学校都采用和清华附中一样的寄宿制。总靠着一座毡包“巡回”，每个小孩轮上的上课时间就少得可怜；必须靠寄宿制把羊赶成群，学校才像个学校，学生才不至于十五天是学生、五十天是野孩子。其实我更喜爱游牧式。在巡回四个牧业组的冬季，我只需带着小孩们大念白头字母表、烧一锅黑茶、让孩子们绑上我的腰带当摔跤服在雪地上滚，连我自己的食宿都用不着费心。我能更广泛地接触牧民，每天都会有一点新鲜感和小收获。而潮流从来向往体制，连古老的草原也不例外。不集中到大队部，学校好像就不是真的。于是，一待接羔季节结束，我们就迁到了大队部——汗乌拉小学的第二期历史正式揭幕。寄宿制的孤立与麻烦，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我只是忙碌着，修门窗、弄来一点水泥磨炕沿、求能人巧匠李庆哥为我们盘一个好烧的灶，还要物色不久要添的炊事员。我们的三间西屋，一间是厨房兼办公室，另一间大屋兼做教室以及我和男生的宿舍。夹在当中的一间是女生宿舍。第一个住宿的夜晚，我心里忐忑不安。“板升”（baixing，房屋）和蒙古包就是不一样，在包里完全不必在意女孩们横躺竖睡，而在这种有墙有炕的“宿舍”里，必须男女有别——空气的味道不同了。这时出现了小小年纪的索依拉。她好像没有看见慌张无计的我，而是一边忙着铺开毡子，一边把一个最小的女孩揽在怀里。“扎，我揽着你睡，巴依拉。睡喽……”在这里写上巴依拉的名字，是出于无奈。实在记不清四十年前那一夜的细节了。那一夜，她揽在怀里的，究竟是布德家的巴依拉还是另一个谁？不，记忆如水洗过一样空白。但我牢牢记得索依拉语速快快的、温和的声音。那个才十二岁的小姑娘，说话的口气简直和我家额吉一样。冬天，蒙古包里的大人们是把孩子揽在怀里睡的，藉以度过乌珠穆沁严寒的冬夜。索依拉，她在家里恐怕还要大人揽着睡呢，此刻却挺身而出，代我照顾了最小的女孩。总之,索依拉的出现，使得刹那的危机，平稳地一滑而过。“哎，意达玛，你把那边的被子拉一下……”突然得到了救援的我，在一旁依着泥墙听她曼声说着，悄悄独自目瞪口呆。我甚至想到这女孩会很快长大，变成一个伟大的母亲。她在我们短暂历史中的作用，很像奇迹故事中的小天使。由于索依拉的加入，小学潜在的一个漏洞被悄悄补上了。与游牧式教育不同，寄宿制的第一件麻烦就是女生的事，而索依拉从天而降，轻轻拂去了忧愁。大约是年回草原时，我专门约上巴雅去看生病的索依拉。她生孩子时受了风，面容憔悴。我甚至不理睬她家里别的人，径自把索依拉叫到门口，和巴雅一起照了一张相。对着相机时，我们三人都默默无语，好像都在琢磨以前的事。在定居的日子里，最开心和难忘的事有两件。一是春季的捡羊毛，二是秋天的刨萝卜。一旦要转入定居的寄宿制，我小心翼翼地提出了一个小孩每月3块钱生活费的方案。万没想到，遭到的是坚决的拒绝。你家的孩子不吃饭吗？但是这么问没用。其实仓库就在隔壁。只需给我们扔过来一只羊两袋子小米，就什么问题也不存在了。但我已经写过，大队上层的神情，难以捉摸。李庆哥看我为难，就指点说：不就是几块钱么？捡羊毛呀！每年的剪羊毛季节到来之前，只要天气热得早，满草地就都是羊群匆匆经过时、被草梢挂扯下来的羊毛。第二天，我已经把著名的善拉车儿马“特勒根·豪”借来，套上了一辆轻便车。我率领着巴雅和另两个孩子，走向了大队部周边的草原。孩子们在草地上蹦蹦跳跳，车上支起的一个铁噶厦（栅栏）里，羊毛渐渐堆了起来。第二天继续赶车出发，换个方向再捡。孩子们捡羊毛，得心应手。我决意在开学前，捡满一噶厦，卖它一百元，让学校自给自足。同时，我在队部北侧的空地上，开始挖一块小菜园地。这劳动就不是孩子们能胜任的了，看见我汗流浃背挖着，路过的闲汉都过来帮几下。随着铁锹一次次插入亘古蛮荒的处女土，草根被锹刃喳喳切断，黑土一块块仰面翻起。孩子们乱喊着，不知是在把土块打碎，还是把挖开的土又踩实。这种活儿，他们显然干不好。最后还要在四周挖成一米深的防畜沟。不知费了多少力气，菜园里终于播种，种下的，是从北京寄来种子的胡萝卜和大白萝卜。
捡羊毛的行动在第三天出了事。我看孩子们不仅对捡羊毛，而且对驾车都无比喜爱，而且特勒根·豪又是一匹老实得出名的儿马，就在第三天把马嚼子交给了巴雅。不知怎么回事，也许那老马对小孩驾驭忿忿不平？它突然闹起脾气，连踢带跳，疯了一般拖着车飞奔起来！车上的噶厦颠得哐哐响，噶厦里的羊毛猛烈扇动,当车跌撞着冲过我眼前，我瞥见了车上巴雅吓得惨白的脸蛋，他已经哇哇嚎啕，只知死死地扳住车架子。一骑马正从远处朝这边缓缓走着。我气急败坏地朝那人影大喊。那时我害怕极了，万一孩子从车上摔下来……我不能思想，只顾朝那个救命稻草般的骑马人影大吼大叫。那骑马的人影停住了。接着人影改变了方向。远处那骑马人显然明白了。静静的大队部附近，午后暴晒的草原上，只有他和那辆疯马车，他看得一清二楚。骑马人疾驰起来。惊了的特勒根·豪也撩开四蹄飞奔。我茫然绝望，心里一片空白。万一要是孩子出了事，万一他们被摔下车来……这小学，就算完蛋了！就在那时，骑马人追上了马车。遥遥似乎看见他一俯身，特勒根·豪站住了。我膝盖一软，跌坐在草地上！……骑马人牵着马车，缓缓小跑着过来了。一个和善的青年，骑在一匹大汗淋漓的黑马上对我笑着——他就是乌力记，民兵连长桑吉的弟弟、我的学生白音宝力格的哥哥。当时我哪里知道，这个骑着著名的桑吉黑马突然出现在下午草原上的乌力记，这个勇救惊车的乌力记，后来会和我发生怎样的关系？捡羊毛出的这一场危险事故，使我马上放弃了这项经济建设。几天捡回的羊毛，好久都没人理睬，堆在角落，渐渐变得脏了。等到有一天，把它运到公社综合厂卖的时候，我才发现应该趁羊毛干净早卖：每斤相差一元多呢。我们的一噶厦羊毛，卖了人民币八十多元。这是一笔巨款！当年富饶的乌珠穆沁就是这样，只要你动动手，不管是人或者学校，活下来并不难。八十个图鲁克（元），保证了我们汗乌拉小学实行了短暂的免费教育。我不再对短见的大队领导费什么口舌，决定不收伙食费。管理员不给我们隔壁仓库挂着的羊肉，我深夜飞马跑到公社农场，驮来了一袋子干菜。写着忽然发现：把羊肉锁起来的管理员，正是我的小天使索依拉的老爹哈达。事情怎么能如此巧合呢？也就是说，老父亲在和我勾心斗角，小女儿却在与我共度艰难。天使所以降临，没准只是因为她被打发领着弟弟速德巴上学。父亲难道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吃肉么？孩子难道全然不知大人的复杂么？这种老爹冷淡儿子同*的例子，还能举出几个。若细究，巴雅和乌兰夫都能算在数内。不过，当时我并不问为什么。事情既然开了头，我只是想干到底。
（?）
定居大队部以后，特别是靠捡羊毛有了一笔八十多图鲁克的储备之后，虽然有过一丝喜悦，我却不能心情轻松。插队已进入第三个年头，我们已经是民族问题专家。我深知，由我一个人同时教蒙汉文，决非长久之计。
冥冥中，像有一只巨手在拨弄。一天傍晚，一个骑马的人从白音呼布缓缓下来，在我们学校门口下了马。此人乃是公社那所拥有初中部的、东部乌珠穆沁数一的公办学校校长。他是一位慈祥的老者，名叫孟克吉勒伽拉。晚上他就在我们学校过夜。在教室兼男生和我的宿舍的大泥屋里，我与孟克吉勒伽拉校长抵足而眠。哦，那一夜多宝贵，孟克吉勒伽拉校长是那种上一个时代的蒙古知识分子，朴素、熟悉牧区、蒙古气质。老校长拿着我刻蜡版印成的蒙汉合璧“乡土教材”，沉吟着，对我居然天涯地角一个人教蒙文，感到惊奇。“蒙文也在教着呢……”他喃喃着。我于是向他倾诉了全部心事。我说：若是只教几个查干陶勒盖，还可以，但是，我不可能一直把蒙文教下去。而且，不光是能不能、会不会的问题。您一定明白，不应该由我一直教蒙文。所以——不能从公社给我们派一个蒙古族老师来么？一边的土炕上，老校长沉吟着。他显然对我奢望的、派一个体制内的公办学校蒙文老师、摇身一变为和我一样身份的要求不感兴趣。他的思路，另在一处。“我们的一个学生，不，现在不是学生了。不知他……他的学习么，倒是很好……”他解释后我明白了。有一个他的学生，正好从公社学校肄业或者毕业，学完后回到了大队。老校长以为他最合适，并可以向公社和大队推荐，让那个青年和我结为伴当，出任汗乌拉民办小学的教师——如果他愿意。——前面已经写过这样的词儿：“冥冥中巨手”、“奇迹的小天使”。今天回忆着更只能坚信，拨转一切的神，确实是存在的：老校长孟克吉勒伽拉夜宿汗乌拉介绍的那个他的高足我的搭档，不是别人正是那个骑着汗乌拉草原著名的黑马五兄弟之一的桑吉黑马、突然出现在那个下午疾驰追上失控的马车一把抓住了惊马的乌力记！那天下午，乌力记若是不出现，巴雅可能摔伤。若是摔得重了，骚乱会平地而起。事故会膨胀成事件，我会心气全无，我会破罐破摔，索性关了这晦气透顶的小学！那一夜后，乌力记若不同意出马，我可能会对自己以异族之身执教牧区的行为，愈来愈感到不妥。事实上就是不妥，迟早矛盾会爆发——哪怕我正在大教蒙文字母表、坚决实行着母语教育。但是乌力记出现了！唉，当年的过分艰辛，常使我们忘了知恩、忘了巧合与费解的身边事。如今我却愈来愈觉得乌力记的出现，充满了一股蒙古味儿的神秘感。后来我从未见过他骑马，那个下午他却骑着桑吉黑马。他是草原上罕见的书呆子，那天他却猛如将*勇擒特勒根·豪。他与我甚至毫不相识（我当牧民的三年时光他一直在公社读书），却在要紧的时刻，肄业回来为我解忧。不觉得奇怪么？一定是孩子们银铃晨钟般的朗朗书声，击破了亘古混沌上达了天聪，于是万能的创造者就在我们快要顶不住的节骨寸口，降下了援助。乌力记，当年我觉得他是一个那么平常的人、和他合作是平常事的桑吉的弟弟乌力记——如今勾起我强烈的想念。他与我一期伴当，毫无龃龉，一直到我离开草原。包括后来又有一个来当小学炊事员的女知识青年，我们一直忍着艰辛、没有背弃、直到最后。不觉得奇怪么？——我不断地使用“伴当”一语，是因为这是原汁原味的《蒙古秘史》术语、十三世纪对n?h?r（朋友）一词的官方翻译。它有严峻的约束力，结为伴当的两人，要以性命担保誓不背叛。当然，无论我与乌力记或者我与巴雅的关系都远不至于那么严肃，但今天回忆着，我们又确实没有过背离。或是年回草原，我家（蒙古哥哥的毡包）在大队部北边的一个小山包旁驻夏，乌力记的毡包就在巴克噶布奇勒——离我家不远。乌力记后来和我们的一个学生纳日娜结了婚，生的儿子在汗乌拉是数一的人才——漂亮、团支书、摔跤手、还会写诗。我因他是我伴当的儿子，破例走后门，为他和蒙古族作家立格登搭过桥。后来据说他出了一本诗集。乌力记来看我。要知道，这个沉默的家伙，来看你，就是来看你，一句多的话也不说。累得我费力地找话题，从牲畜到家族。但他回答都是一个字或两个字的短语。“牙牙？赛哪。”——牙牙么？好呢。“牙牙”，是他们家族对他哥、原民兵连长桑吉的称呼。“玛拉？玛拉赛哪。”——牲畜吗？牲畜好呢。没话了。我俩枯坐半晌，直到他问：“去我家么？”“去呀。”骑上摩托屁股，一块到了他家。纳日娜端上茶，接着擦啤酒瓶的嘴。我坚决拒绝不喝，乌力记就示意纳日娜算了。接着的时间，虽然不算完全的枯坐，也只是一场礼节性的访问。虽然确认了我俩不一般的关系，但没说什么有意思的话。“你知道成吉思汗时候那个者勒蔑吧？”——他挑起的话题，连蒙语都是最拗口的！“早忘了。秘史里，我只对锁儿罕失剌，还算熟悉些。”——哼，因为我在一篇小说里把锁儿罕失剌抄过几段。“你熟悉锁儿罕失剌？知道他后来怎么了吗？”“死了。”“没死。”于是沉默的乌力记，开始了滔滔不绝。“锁儿罕失剌，他——”不说话的人一旦开了口，比沉默不语更可怕。看得出，乌力记目前全心青海治疗白癜风医院贵州白癜风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