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川位于旴江之畔，人口密集，生活富足，经济文化发达，自古就有崇尚医学、尊重医生的风俗。

王安石出身此地的诗书之家，又处在“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宋朝风气之下，求学读书难免涉及医药。他曾回顾自己的治学说：“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王临川集·卷七十三·答曾子固书》）

王安石熟读医药之书，对一些医理、药名、药效、药理十分了解，到了信手拈来的程度。抚州王安石纪念馆现存安石墨迹三件，其中一幅给来访友人的便函开头，讲述自己身体不适道“营卫殊阙从容”。在治国之道的讨论中，他也不忘用医药来打比方，治国如治病，猛药只要对证了，就能起沉疴疗痼疾。

“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六“熙宁三年十月甲戌条”载王安石用医药作喻表明变法决心：为天下如医方，若寒时虽纯用乌头、附子、硫*不为过热，热时虽纯服大*、朴硝不为过寒。陛下当察时病所在而劝沮，其缓急不可以不应病也。

”

像苏轼、沈括、陆游等宋代文士一样，王安石热衷于收寻各种验方，至今有两首传世。一是“王荆公偏头痛方”，为宋神宗所赐后又传给苏轼，收入《苏沈良方》：“用生芦菔汁一蚬壳，加生龙脑少许调匀，仰卧注鼻中，左痛注右，右痛注左，或两鼻皆注亦可。”据说效果很好，即使是数十年的陈疾都能治愈。

另一首是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中所载的“王荆公妙香散”：“人参、龙骨、益智仁、茯苓神、远志、甘草、朱砂共七味，有益气宁心、固精止遗的功效，主治夜梦遗精、惊悸健忘。”

相传他还为朋友的孩子作药名诗以激励向学：

芫花郁金悲酸枣，人间没药能医老。

寄言歌贯众少年，趁取乌头未白前。

王安石博汲众家，反对“天人感应”的观点，吸取“天人相分”的自然主义天道观，认为自然界和人类各有自己的规律和职分，天道不能干预人道，治乱吉凶，在人而不在天，因此坚决反对用巫术迷信蛊惑人心。

王安石在一篇论述为*之道的文章《三不欺》中认为：“盖圣人之*，仁足以使民不忍欺，智足以使民不能欺，*足以使民不敢欺，然后天下无或欺之者矣。”

在论证“*足以使民不敢欺”时，他举战国西门豹治邺时，设计破除“河伯娶妇”骗局的故事，高度赞扬了西门豹破除迷信思想和陈腐陋习的精神。

同样地，在医学方面，王安石也表现出对宋代盛行的巫医现象的反感。尽管两宋自宋太祖、宋太宗开始，历代皇帝大多自身谙于医药，而且重医之风相袭，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医药事业的措施，提高了医生的社会地位，促进了医学的发展和医药知识的普及。

可是，巫医治病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加上民间良医缺乏，其重医*策的成效还是有限。

“

《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哲宗时右正言虞策曾上书反映情况：嘉祐诏书复开元故事，郡置医生，熙宁以来，县亦如之。然郡县奉行未称诏旨，有医生之名，无医生之实，讲授无所，传习未闻。今之要藩大郡或罕良医，偏州下邑，遐方远俗，死生之命委之巫祝。纵有医者，莫非强名，一切穿凿，无所师法，夭枉之苦，何可胜言？

”

地方官对朝廷*策阳奉阴违，官医数量有限且素质低下，庸医害人的情况可想而知，老百姓只好“死生之命委之巫祝”。这种状况不仅在偏远落后地区相当严重，即使是经济富庶、文化发达的两浙路、江南东西路、福建路等地也同样存在。

“江西处吴楚之地，历来受楚巫文化影响颇深。元代江西丰城著名文学家揭傒斯《赠医氏汤伯高序》对比了民众对待巫和医迥然不同的态度：楚俗信巫不信医，自三代以来为然，今为甚。凡疾，不计久近浅深，药一入口不效，即屏去；至于巫，反复十数不效，不悔，且引咎痛自责。殚其财，竭其力，卒不效且死，乃交责之曰：“是医之误，而用巫之晚也。”终不一语加咎巫，而败恒归于医。效不效，巫恒受上赏，而医辄后焉。”

民间的巫觋盛行往往引起地方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