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李登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山东省作协散文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散文学会副会长兼创作委员会主任，滨州市作协主席，一级作家，山东省作家协会首批签约作家。散文作品余篇次被《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百年中国散文经典》《新中国60年文学大系·散文精选》《世界美文观止》等书刊转载和收录，《千年乡路》等十余篇散文入选部分省市高中语文必修教材、高考语文摹拟试卷和中学生读书竞赛阅读篇目、现代文阅读训练习题，曾获得首届齐鲁文学奖、第二届泰山文艺奖，山东省第六届、第九届、第十一届“精品工程”奖，首届“奎虚图书奖”，中国当代散文奖，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等奖项。

在我试图破译家族的生命密码，悉数祖父、父亲、哥哥从事的职业的时候，那两个黑乎乎的家伙又浮现在眼前。又笨又丑，像两只大螃蟹，霸占了小小东屋的一大块地盘。这两个讨厌的黑家伙是什么呢？

少时我羸弱而孤独，胡同里没有同龄的孩子，到别的胡同去玩又常挨欺负，母亲在正屋忙她手里的活儿，无暇管我，我便自己钻进东屋，再掩上门。不知道为什么，东屋里幽暗的光线是那么契合我的心情——至今我还喜欢这种色调——我能在那里一呆一个上午。屋子北面一间摆着几个盛粮食的大缸，缸后面不时有老鼠打闹，发出尖叫。我胆怯地摸着缸沿窥视，警觉的它们却仓皇逃窜。南面一间就是这两个黑乎乎的家伙了，横横斜斜躺在地上，很惬意的样子。起初它们并不惹我反感，我歪着脑袋从它们的圆形大口往里瞅，黑洞洞，那深处的黑一次次诱惑着我。但后来我想开辟一块场地，弄来木头制作小手枪、冲锋枪，削陀螺，做一些不为人知的私密事情——我有了独立意识，要找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这里是我最好的选择，它们就碍手脚了。东屋的地面本来就不大，一山不容二虎，我又没见谁“理”过它们，“这是啥，不能把它们扔掉？”我问父亲。“你爷爷给我的，说不定还有用哩……”父亲丢下这么一句，急急忙忙奔田野去了。我只好费尽力气把它们竖起来，移到墙根，并狠狠地踹了两脚，但我的小脚却被它们硬梆梆的壳弹了回来。

哦，它们不就是祖父的油篓吗？

一个黑大汉，两只大油篓，外加一支民间小调随着汉子的脚步忽高忽低。这个默契的组合持续了十多年——新中国成立前祖父是个卖油郎。

那时祖父正当壮年，个头高大，肩膀宽阔，脚底生风，如果在好路上，挑着一百多斤油，他能让担子扇起来，一前一后两只笨重的油篓变成了宽大的翅膀，引得路旁干活的人朝这边看。这，我听在济南一家工厂当会计的石爷描述过，石爷说这些时不停地啧啧咂嘴，我则听得入迷，心驰神往。作为一个挑夫，祖父是好样的，但作为卖油郎，祖父却有天生的短板：他太要脸面，认为当小商贩丢人。第一回串乡，他练叫卖，一路对着杏花河两岸的树丛练，对着青龙山的大青石练，很熟练了，可是到了人家村里，舌头却像一块石头搁在嘴里，怎么也喊不出声。这样悄无声息地在街头站着，又溜到巷尾，做贼似的。尤其怕小媳妇们来买他的油，他平时见了俊女人都脸红。祖父此时的难堪我是能体会到的，读小学时每次上课我都羞于从讲桌前走；如今已年近花甲，也算见过一些大场面，还常常有模有样地坐在主席台上，但要让我独自从一个会场穿过，我还是感觉众目之下如有乱箭射来。这好像是老李家血液里的东西。

祖父从北乡解家起上油，到南山里去卖。南山里不种油料作物，没有油坊，吃油都是卖油郎送上门。解家距南山山口十几里，这段路祖父并不打怵，怵的是进了山，上坡下坡，一个崖头接一个崖头。大油篓开始捣蛋了，前后摆动，拉扯得你腰挺不直，身子拧着，一步迈不出半拃。好不容易找到一块平地，祖父放下担子，活动活动脚腕儿，然后敞开嗓门：“卖油了——”——这个黑大汉早就不腼腆了——他的声音很高，像一声牛哞，据说他在村这头喊，村那头都听得见。以我的经历，不好理解祖父怎么像换了一个人，这不是祖父的性格。只能这样想，都是给逼的，家里穷得叮当响，老婆孩子在家张着嘴等着，脸面值多少钱？但可惜了这么响亮的叫卖声，这村子里的人听而不闻，任你吆喝，就是不出来买油。那年月农家都吃油少，一小陶罐油一家人能吃半年。

是南山里地势高、离太阳近的缘故吗？祖父在山旮旯里转来转去，本来就黑的脸酷似那两只油篓的表皮了，衣服上也沾满了油，成了一个真正的卖油郎。而至于手艺能不能比上欧阳修笔下那个通过铜钱孔把油倒进葫芦都沾不湿铜钱的卖油翁，我丝毫都不怀疑。祖父晚年我懂点事了，对他的生活习性有些注意，有一次，父亲从集上买回一小兜咸鸭蛋，我给祖父送去两个。祖父馋这一口。自从叔叔患精神病，家境每况愈下（祖父和叔叔在一个家里过），碗里很少见荤腥。祖父把鸭蛋拿在手里，把玩一会儿，轻轻磕开，掏一个小孔，用筷子戳一下放在嘴里咂。这是他的吃法，这样吃，一个鸭蛋四五天还没吃完！家里病死了一只鸡，吃了病鸡肉会致病，母亲把它埋在院子西墙根枣树下。可祖父知道了，他不在乎这个，又扒出来放在锅里煮，结果祖父真的就大病一场，他却不后悔……

以祖父这样的习性，他怎么肯让油滴到外面，哪怕是一滴！

那时候，祖父肯定怀揣着一个梦，成为叫人羡慕的小地主。这个梦就像天边的月亮一样遥远，但我相信祖父是有这个野心的。我的祖父少言寡语，但他绝不是那种老实、愚鲁的人。年轻时的他挺拔得好像村东李家茔的那棵黑松，两道粗黑的眉，目光明亮而深沉，有几分英气，我能想象出祖父的心高气傲，他怎么甘心活得不如人？小村庄里个个都像五月田野里争相秀穗的麦子，为了出人头地，苦苦寻找着发家的门路，祖父不会没有干大事的冲动和谋划，可能是家底薄限制了他，选择贩油这一与他的性格极不协调的营生纯属不得已，贩油本钱小，不存在风险。卖一天油大约可赚一斗高粱米，家里人填饱肚子后有了剩余，祖父一点一点地把钱攒起来，置地用。

慢慢尝到甜头的祖父一心想把他儿子、我的父亲也培养成一个卖油郎。父亲十三四岁，刚刚读小学四年级（那时穷人都上学晚），就被祖父从课堂里拽出来，不情愿也不行，强迫你干。先是跟着他卖瓜果、柿饼，好像是他的跟脚的。到父亲能够自己上路的时候，祖父有了腿疾，不能再串乡，这副担子就交给了父亲。然而，出乎祖父意料的是，没过多久，村里成立互助组，乡亲们推选小小年纪的父亲当组长。父亲心实得很，一是新时代的热浪鼓荡着他的脉管，二是怕有负重望，他没白没黑地在组里忙活。油篓便搁在东屋里，被厚厚的尘土封住了。

油篓成为祖父留在我们家的一份“遗产”。

祖父还有一件被认为是“传家宝”的东西，那不过是一副石头镜子，但那是曾祖父传给祖父的。曾祖父是个私塾先生，据说存有很多书，到我们这一代，那些书却散失了，石头镜子是这个家族唯一一件可珍藏的物件。祖父弥留之际把哥哥叫到身边，叮嘱保存好它。“传家宝”只传长孙，哥哥一度对这件“宝物”爱不释手。石头镜子有治眼病的功效，村里某人患了眼病，借去戴，哥哥很是舍不得，小心地攥着，人家接住了还不松手，“可别摔了，可别摔了”，罗嗦半天，好像那是一枚夜明珠。但是后来我发现，这副石头镜子缺了一条腿，被搁在抽屉里，和用坏的手电筒、打火机、剪指刀等杂物混在一起，往昔的神采荡然无存。

我没有资格接受祖父的“传家宝”，好多年对那副石头镜子垂涎三尺。可是祖父的体貌特征却复制到了我身上。祖父眉粗黑，我的眉也粗黑，祖父唇厚我也唇厚，祖父背上有一颗红痣，就会从我背上或者肩膀上找到差不多的一颗。前些年我走路还不歪身子，可过了五十岁，竟也像祖父那样一肩高一肩低了。

生命真是神秘莫测，走不出祖父的影子，叫我心生恐惧。　

祖父患“梦游症”，这是村人嚼得稀烂的一个谈资，人们背着我们家人谈论祖父梦游，好像在说一头驴被蒙住眼、在野外瞎撞，叽叽喳喳，又爆出哄然大笑。村人把笑话人，戏耍弱者当成一种娱乐。我高大的祖父、我拿破仑似的祖父——那时候祖父在我心目中就像拿破仑，其实我也不清楚拿破仑是个多么伟大的人物，我只见过他的画像，画像上的拿破仑目光如鹰隼，我祖父两只深深凹进去的眼睛就是那样；老师还讲拿破仑有一双铁臂，我祖父的肩膀能把陷在泥水里的大车扛起来，那不就是铁臂吗？石爷也说过拿破仑脾气暴躁，我祖父在家里怒吼的时候简直是一头雄狮。现在我心目中的拿破仑却成了最卑微的人，我感到无比的耻辱。我是隐隐约约听到的，那些呲着大*牙的嘴巴、那些搅拌机一样的长舌，却在我眼前挥之不去。心上更是盘旋着一条蛇一样的阴影，老害怕自己也梦游，睡前告诫自己千万规矩点，重要的外出活动，住在宾馆，有过用绳子把四肢绑在床上的念头。

但是，“梦游症”还是在我身上出现了：深夜三四点钟，我“定时”醒来，再睡不着，脑子里又缠绕着正在写作的一篇文章中的句子。如果躺在床上，它们会越缠越紧，我索性下床，打开客厅里的灯，一幅幅地欣赏字画，换换脑筋。我客厅、书房里挂着二十多幅名人字画，看一遍得半个多小时。看完，平静下来了，回去躺下，很快又进入梦乡，有时还能接着原来的梦做下去。

我由此可以想见祖父的“梦游”——鸡刚叫两遍，因为叔叔拖累如风雨中一只破船的这个家，愁得身为艄公的祖父一觉醒来无法入睡。土炕像一盘热鏊子，他在上面翻饼。忽然想起傍晚收工路上看到的那摊牛粪——不是忽然想起，是一个晚上都惦记着——披上衣服，背着粪筐出门，拱开夜幕的一角。这几千年的夜，它的黑一成没减，浓浓的墨汁泼洒开，路坑坑洼洼，祖父深一脚浅一脚，险些绊倒。可能是路过村头的时候，住在湾边的王邪子恰好起来小解，王邪子看见一个黑影就喊了两声。祖父是迷迷糊糊没听见，还是老想着那冒着热气的牛粪，总之没搭腔。祖父找到牛粪，铲进筐，背回家，上床又睡了一觉才明天。第二天王邪子问祖父夜里做啥去了，祖父琢磨到哪里弄钱给叔叔治病的心思正集中在一个点上，被问得张口结舌，于是“新闻”便从王邪子这里向外扩散了……

我多么想为祖父辩解，洗刷耻辱啊，可是我的辩解有用吗？祖父成了村里的“底子户”，成了一个弱者，一个任人嘲弄的人，他的“梦游”才被人们当作笑料，好事的乡亲是专门向这类人开刀的。如果有人知道了我的“梦游”，说不定会把它渲染成一种雅习呢……

要说祖父留在我生命里最深的印记，还得说是我的名字。

在我们家族，祖父以他至高无上的权威给他的两个孙子起名，他像一位打制金银首饰的巧匠，精心地在我哥的名字里嵌进“勤”这颗绿宝石之后，又在我的名字里装上了“俭”字的翡翠。

大字不识一马车的祖父绝不会知道诸葛亮的“静以修身，俭以养德”什么含义，他也不懂老子的“俭故能广”，他的“俭”不过是一个咸鸭蛋吃四五天。祖父兄弟四人，四条大汉，四只饿虎，足以把一个穷家吃漏了底。那个晃着脑袋、拖着长腔诵诗书的私塾先生，喊破嗓子挣来的米面养活不了他们，便早早给他们分开家，各顾各。兄弟中祖父最小，也顶起一片天。他十六七岁就出去当长工，在村西头于家铡草六年，在村东头孙家赶大车四年，后又“流落”到街心王家。他勤快，打水、喂牛、扫院子，干完这些天还不亮，别人刚上坡，他已锄过一遭地了。东家心里有数，每天都额外赏给他一块黑面饼子，祖父把这块黑面饼子悄悄盖在衣衫下，收工时拿回家，奶奶便有了口粮。大热*天，青纱帐里的活要人命，祖父膀粗腰圆，胳膊上凸起块块肉疙瘩，锄把在手中像魔术师挥舞的魔杖，锄头翩翩飞舞。可是日头才三竿子高，锄头发沉，两臂发僵，腿也拖不动，肚子咕咕叫起来。祖父无力地到树底下躺一躺，那块黑面饼子就在一旁，伸手可及，但祖父把头扭向别处。

祖父是这样“抠牙缝”过日子、攒钱买了这副油挑子的。自古“卖席的睡凉炕，卖盐的喝淡汤”，祖父也不例外，一桶一桶*澄澄的油从祖父手里流过，自己的饭菜里却不舍得放，做菜从来不炒，都是清水煮，然后拿小铁勺蜻蜓点水似的蘸一蘸油，在锅里画个圈，油花漂在水上，满锅都是，吃着那么香！这个过法还能不发家吗？没几年，兄弟分家时两手空空的祖父，居然置了八官亩薄地！

“勤俭”二字是祖父的哲学，以他的哲学为依据，祖父为我们规定好了人生之路。

大凡有遗传就有变异，有继承就有叛逆。我怎么也不能领会祖父哲学的深意，从读初中就听着这个名字别扭，到高中阶段我悄悄鼓起勇气向祖父的权威挑战，私自重新起了个名，但却只能当笔名用。来到大城市上学，见识了城里人的阔绰和酒绿灯红，更加感觉原来的名字土气、寒酸，就像披着一件破衣烂衫，夹在服饰华贵的人群里，它下面的我瑟瑟缩缩，自惭形秽。我恨黑大汉祖父把他的意志强加给我，终于不能忍受，找到公安机关把名字彻底改掉了——拿到新身份证的一刻，浑身轻松，仿佛卸掉一块压在身上的巨石，这时候我好像成了一个全新的人！

哥哥青年时代也曾自己改过名，他用“芹”字取代“勤”。“芹”一般是女子名字里用的字，作为血性男儿的哥哥宁肯用它，这说明了什么？但是后来哥哥却又改了回去，且再没变过。一个人的名字和他的命运是否有某种对应关系？我说不清。哥哥的大半生却确实是“勤”字的生动注解。哥哥初中毕业正值“文化大革命”爆发，招生工作中断，参加了升学考试的哥哥没有如期收到入学通知，父亲送他到五十里以外的坡庄油棉厂干临时工，扛棉包，偌大的棉包驼在背上，他小白杨似的躯干弯作九十度直角，扛一天下来，累得趴在床上挪不动身子。苦力换来的是四十元的月资，这些钱使我们干瘪的家得到滋润。这样过了三个月，邹平一中的录取通知书却鸟儿样翩翩飞来了，村里只有哥哥一人考取，是穷怕了太稀罕钱还是觉着读书无用（大喇叭里正批“读书做官论”）？父亲竟把哥哥的通知书锁进了抽屉！

才华横溢的哥哥胸壁被远大的理想顶得阵阵作痛，他多么渴望读书，他嗜书如命，书不离手，吃饭眼睛都盯在书上，连同一字一句吞下去。自然才思敏捷，出口成章，同学、老师都喊他“大才子”。“大才子”干完临时工回到家乡，“嗅”出了压在抽屉底的秘密，嚎啕大哭。继而，他瞪圆两只血红的眼睛，像扫荡的日本*子一样，在院子、屋里乱窜、寻衅，但结局已无法改变。父亲自知理亏，托人求佛，又在公社给哥哥找过两份工作，可是也怪，哥哥去哪座庙哪座庙倒塌，那两个单位先后撤销。越两载，兴开推荐上大学，候选名单上有我根正苗红、在广阔天地滚了一身泥巴的哥哥。全公社选拔五名，多轮筛选，哥哥被终止在第六名上，而最终淘汰他的理由就是他缺高中文凭那张纸！

被祖父赐予的名字笼罩，青年李登勤绝望地跑到大东洼，发疯一般，呼哧呼哧抡铁锨，把满腔的痛苦、悲愤倾泻到田垄里。田垄长得看不到尽头，瘫倒的哥哥仰天长啸，声声凄厉如猿鸣。

哥哥重复了祖父的命运，出脱为一个像祖父一样又勤劳又会过日子的庄稼汉，脸朝*土背朝天，累死累活讨生活。“开放搞活”后，他又像当年祖父一样做起了小买卖，走街串巷卖暖瓶。不过在我看来，哥哥和祖父还是不一样，不仅是他没有用祖父留下的那两只大油篓，卖的东西不同，就本质意义上也有区别。哥哥晚年轻松多了，他的三个孩子都吃“皇粮”，孩子们都很孝顺，按时往回捎钱、捎食品，他喝上了瓷罐子装的茶叶，小北屋里摞着一箱箱好酒。理想由儿女们代他实现，对他也算是一种补偿，顶得胸壁疼痛的“硬块”变软、消失。他依然串乡，只是“权当散散心，活动活动”，而不是像祖父那样为了生存。我觉得，哥哥是过上了好日子，可是在与命运搏斗的疆场上，他却是退却了，而祖父是拼杀到最后的。

祖父没留下一张照片——有一年一个照相师傅来到我们村，在中温大爷家的大门过道里支起相机架，街前街后男女老少都跑来，老人们瞅来瞅去看“变戏法儿”，姑娘们则抢着坐在相机对面的板凳上摆弄姿态。父亲也想照张“全家福”，可是却怎么也请不来祖父，祖父的借口是那蒙着黑布的照相机是妖魔，“咔”的一下，能把你的*抓去，实际上他是不舍得花那两毛钱——我现在已想象不出祖父的模样，在我的头脑里，祖父模糊的面影好像是一团灰。父母一结婚就被祖父“赶”出来，他和我叔叔一块生活，我们成了两个家。他收工回来托着叔叔的儿子、我的堂弟在大门口玩耍，我记忆中他从没有对我这样亲过，这造成了我们祖孙的疏远。对祖父知之甚少，回溯的路上几乎无迹可求，我的灵*难得与祖父的灵*碰撞，无疑是我“寻根”的障碍。

但是我血脉之河的上游在祖父那里，我从下游完全可以想象到上游的景观。以我和哥哥的人品、性格推测祖父，他应该是一个正直、善良、厚道、本分、勤劳、节俭、不善交往、要面子的人，也是那类不服输、打碎牙往肚里咽的硬气汉子。如果上苍眷顾，他会成就一份家业。中年的他已经离一个小地主一步之遥，可遗憾的是祖父一生倒霉，贫穷和忧愁始终在追赶、逼迫他，我甚至没见他痛痛快快地笑过，一次都没有，他的脸总是阴沉得像要下雨的天空。但是祖父在逆境中的挣扎，特别是晚年在苦难的泥沼中越陷越深，也不悲观绝望垮塌下来，使他的生命有了真正的质量。我远远望着这位只留给我一个背影的老人，他黑红的肤色像镀了一层金，闪闪发光。

叔叔的病治好了复发，复发了又治。他的病是由穷苦、艰辛、烦闷、焦虑、再婚、村人欺负、歧视多种原因导致的，这样的病无法根除。这可苦了祖父，他“牵”着叔叔到处寻医问药，心力交瘁加穷困潦倒。草棚子里的木头卖光了，家里再没有值钱的东西可倒腾。这时，祖父瞅准一个差事——割草。生产队饲养棚门口贴出“告示”，为牲口“征粮”，一般青草一斤二分钱，嫩芦芽可按三分一斤收购。为了割嫩芦芽，七十多岁的祖父跑十多里，出征芽庄湖。早晨披星戴月上路，中午在太阳底下（荒洼里连棵树都没有）啃冷干粮，水葫芦不能补充淌干热汗的身体，半下午时口干舌燥，实在渴极了就扑向湖面，狠狠地灌一肚子生水。傍晚，祖父满载而归，小山一样的草捆把他压扁，只剩两条蹒跚的腿。他尽量把头埋在草下，从人们怜悯的目光里走过（生产队里只有那些学生娃才去挣这份牛粮钱，大人去挣被人瞧不起）。短短的村街，对这个很要脸面的老人来说是这么漫长，他的每一步都是沉重的，屈辱的。好歹后来他也麻木了，两边门洞里传来的议论他已听不见。

时光是最阴*残忍的杀手，祖父一天天老了，芽庄湖已可望而不可即，这个倔老头却仍不死心，他又找到一个门道：赶明家集买来红麻坯子，搓成经子卖钱。这个活不用大力气，且可以在自己家里干。倔老头撅着厚嘴唇，甩掉外衣，扫出一块地面，摊开一把麻坯子，先一缕一缕花成细条，喷上少量水，然后取两根细麻绞搓，不断续料，经子的长度便不断延伸。祖父的手很粗大、笨拙，搓得很慢，但他有耐性，白天夜晚，不歇一歇，在那里一蹲就是两个时辰。手掌全是厚厚的茧子，像裹上了一层铁皮。指甲比鹰喙还长，留着花麻。屋子里一股挺冲的臭泥巴味，那是麻坯子带来的（红麻杆子泡在湾里，沤烂了，才能剥下皮），粉尘、毛屑满屋飞就不用说了。早晨起来，祖父圪蹴在门槛上，大口吸烟，大声咳嗽，很长时间。他的肺里积压了成吨成吨的尘埃，得靠烟刺激咳出来。他咳得很凶，震天动地，这咳声把这个在外面没有发言权、被村人遗忘的人还活着的消息带到村子的角角落落。有时候咳得喘不上气，“死”过去了，半天又缓醒过来。我不敢看这死去活来的咳嗽，它让我的心一阵阵抽紧、痉挛，但他咳完却有了精神，又回到屋里抓起麻坯。祖父明白：他只能干这种活了，如果放弃这个活，他就什么都不能干了。

那个说话呱呱呱像驴叫的王邪子，晚年给镇上一个公司看大门，天天端着一只大茶缸子，晃着肉呼呼的脑瓜儿在门口兜圈子，见了熟人就说很粗俗的笑话。祖父本也应该有这样一份清闲的，如果看大门，他会比王邪子做得好，他看过坡，眼尖得很，可是他哪里有这福气？近八十岁的人了，还得豁出一把老骨头，和命运进行决一雌雄的摔跤。

祖父一天能搓一斤经子，卖掉可挣三四毛钱。五天赶一个集，卖货进料，乐此不疲。赶集是乡村的节日，如果不是抢收抢种的农忙时节，平日，庄稼人这一天撂下手里的活，到集上溜一趟，买不买、卖不卖东西不是主要的，是来松松枷，解解闷，沉重的岁月需要撕开一道缝吹进一缕微风。乡间小路上，两两成对的，三五一伙的，有说有笑，慢慢悠悠，好好地享受享受这一份情趣。祖父赶集却都是“走单帮”，匆匆赶路。他不嫌孤单，早年卖油路上还借一支小曲儿驱遣寂寞，现在连这小曲儿也不哼了，一路只有橐橐的脚步声跟随。村子和明家集之间，有一条废弃的河道，从河底穿过能省不少脚力，然而那几乎被踏平的河岸，祖父经过却犯了难。因为有一回叔叔犯病，横冲直撞，把上前牵制他的祖父推倒，从此祖父多了一根木头腿。上坡时手扶拐杖拖着身子走还好说，下坡，整个人的重量几乎都集中到拐杖上，稍不留神就会连人带背上的麻坯摔下去，滚成一团。但祖父咬着牙，颤颤巍巍，一次次把河岸踩在脚下！每次爬上岸，他驻足，大喘粗气，再挺挺桅杆一样瘦硬的身躯，迷惘的眼睛望向远处。老北风呼啸着，把他单薄的衣衫鼓成一片帆……

暴雨刚刚停歇，团团黑云扬着长鬃驰向天边，不远处，隆隆的“雷声”反而更响了——青龙山山洪狂泻，千*万马呼啸而来，杏花河暴涨，大水漫过了老石桥，站在这边的人满脸惶恐，等水位落下去。祖父等不迭，他折了一根树枝子探路，战战兢兢到对岸去，我紧紧扯着他的衣角。

这是我还能记得的为数不多的与祖父在一起的情景，小时候我曾跟着祖父到大东洼看庄稼。他爬上瞭望台，手搭凉棚四下张望，我在台子下追逐我的蝴蝶或者蚂蚱。他望了远处望近处，用目光逐一翻动排排绿浪，偷庄稼的小毛贼休想得逞，就是一只田鼠的跳跃也逃不过他的眼睛，唯独忘记了我的存在，好像我不是他的孙子。回家吃饭的时候，我却跑过来把小手塞进他铁钳似的手掌。

趟水过桥的情形深深刻在我的心底，我常常想起，并浮想联翩：河道是水的命，河水跑不出堤岸；而如果漫溢出来，那会是多么壮观的景象。河水溢出堤岸对河来说是壮举还是悲哀？在梁邹平原上，更多的河流却是干瘦在河底，弥漫着死亡的气息，给人以伤感、绝望。还有一种情况，大河的上游波澜壮阔，下游水跑进了一条条斜出的沟渠，沟渠上也有些小花小草，但这里的风光可与大河两面的林木森森媲美吗？

祖父是一条河流，至少是一段河流，这段河流水面上不曾跳跃阳光的金斑，总蒙着一层尘土样的黯淡，它也没有欢快的哗哗波涛声，当然更缺少滔滔激浪。但是它的下面，却有一股暗流涌动。

在我记忆中，祖父不擅在人前讲话，没出过风头；他不爱凑热闹，从不往人堆里钻。以我的性格来推测祖父，他有内向的一面，但骨子里应该也是一个有血性、爱冲动、不甘平庸的人，到底是什么让他变得如此沉默，如此孤僻和古怪？村人在背地里嘲笑他“梦游”，我想祖父是知晓的，他完全可以站出来澄清，但他一直装聋作哑，一直背着这口黑锅默默地度日。可能在他看来，没有谁听一个沉在生活最底层的人的话，一张嘴怎么说得过十张嘴百张嘴？还不如不说。

小胡同很窄，高高的墙把阳光挡在外面，除了正午之外，街面差不多都是暗红色的。祖父的家在小胡同深处，小胡同是他走的最多的一条路。就是在小胡同里走路，祖父也总是闷声不响，对面来了人他看也不看，你不和他打招呼，他绝不先开腔。如果有后生恭敬地问他：“大爷，你上坡回来了？”他也只是“哦”一声。

踽踽而来，踽踽而去，空空的小胡同把他沉闷的脚步声放大着。

批林批孔那年，村里住进了工作组，那位工作组组长长长的绒线围巾搭在胸前，大背头梳得锃亮，走路把手倒剪在身后，迈四方步。这位特有派的组长到了会场上更是与众不同，讲起话来口若悬河，震得村人一愣一愣的。人们都很崇拜他，都争相亲近他，路上见了他老远就嘘寒问暖。有一天，他在小胡同里遇到了我祖父，两双眼睛对视，他等着我祖父跟他说话，可我祖父竟没吭声；他很意外，再次把目光投过来，恰巧我祖父也抬头看他，然而我祖父仍然不语，倒是他憋不住，主动跟我祖父打了招呼——这件事被当作一个笑话在村里传了好久。

我觉得这是祖父生命中很精彩的一笔！原先我很同情祖父，以为他自卑，软弱，以为他缩在自己孤寂、昏黑的世界里，逃避一切，现在我愿意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祖父，他多么了不起！内心多么强大才能让他沉默不语，让他像老牛反刍一样，一下一下消化掉闷在心里的屈辱和愁苦，而把自己铸成一块铁！我对祖父刮目相看了，我觉得我无法和祖父相比，我没有了祖父高大结实的身板，没有了他黧黑粗糙的脸膛，没有了他的坚韧、苍劲、铮铮硬骨和无视俗世的孤傲。“高考”使我很偶然地走出小村来到城市——我命运的改变是个偶然，农家子弟考出来的有几人？作为一个整体的农家子弟无法改变命运，他们一代一代，后辈踩着前辈的脚印走——成了一个体面的城里人，但是我身上脱不尽的泥土气味与城市的气味还不相融，尴尬、困厄、压抑、孤独，仿佛我又还原为东屋里那个沉迷于幽暗的孩子。这是一些时候的我，另一个我，虽然还保留着祖父那独来独往的秉性（这方面我像极了祖父），然而更多的是，有一点压力就叫苦连天，受一点冤屈就哭诉不止，碰到一点磨难就唉声叹气；还有，我学会了点头哈腰，学会了讨好、奉迎、唱赞歌……

离那块肥沃而贫瘠的土地越来越远，离祖父越来越远，我已退化成一副卑怯、猥琐的模样，退化得一点不像我祖父了……

（发表于年第1期《人民文学》）

（声明：本文所选图片皆来自网络，感谢摄影者！）

公告：“滨州作家”是滨州市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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