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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叙事学上讲，《祝福》有两个极具鲁迅个性的形式难题，迄今为止没有引起鲁学界的足够重视。当这两个叙事形式上的疑难问题得到比较圆满阐释的时候，我们不无惊奇地发现，《祝福》与《野草》中《过客》《这样的战士》《死火》《影的告别》等文本的哲学内涵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风格迥异的作品从不同层面，表达了鲁迅一种独异的生命哲学，各有其彼此无法替代的功能和价值。这就是为绝境中的普通人开出一条生路。相比鲁学界普遍认为的“揭露中国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这恐怕更是《祝福》独特的价值内涵所在。
关键词《祝福》；《野草》；鲁迅；生命哲学；绝境
作者曹禧修，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浙江绍兴）。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年第11期。
《祝福》是鲁迅作品中“经典的经典”，而其公认的思想主题，依然延续九十年前的阐释思路，认为这个悲剧故事承续着《狂人日记》“深刻揭露中国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不过，倘若我们在提炼《祝福》的主题思想的时候，能直面其叙事形式上的两个疑难问题，那么“吃人”一说也许尚不是《祝福》最有价值之处。事实上，《祝福》独特的价值内涵在于为处身绝境中的平凡的普通人开出生路，它与《野草》中的《过客》《这样的战士》《死火》《影的告别》等在哲学内涵上有异曲同工之妙。
一、“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
《祝福》叙事形式的第一个疑难问题是，鲁迅为何独独在祥林嫂身上“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
鲁迅
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曾直言不讳地批评《新潮》作家群的虚构作品“过于巧合，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就鲁迅自己的小说而言，确实摒弃了传统小说“无巧不成书”的写法，几乎不用“巧合”的技术手段，由此也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种极具创新性的悲剧书写模式，即所谓日常生活中“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不过，以此悲剧模式对照鲁迅的全部小说，《祝福》却是一个例外。
正如鲁迅所批评的那样,在《祝福》的祥林嫂身上，生生汇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祥林嫂自小无父无母，无兄弟无姊妹，沦为人世间最卑贱的童养媳，但这仅仅只是祥林嫂悲剧一生的开端。婚姻生活尚未开始，比自己年轻10岁的小丈夫突然弃世，好不容易逃离婆家又被恶婆婆抓回去，不仅霸占了祥林嫂在鲁镇劳动的全部所得，还生生把她牲畜一样，强行卖给深山老林中的贺老六，换取八十吊银钱。嫁进深山老林里，安静的日子没过几天，贺老六又得伤寒去世，儿子在一个春天被狼吃了，恶*的大伯强行霸占住房，把祥林嫂赶出家门，祥林嫂又一次一无所有，流离失所。丧夫、丧子、丧家直到最后失业，老天爷最终把这个弱女子一切外在的生存条件悉数夺走……
孤苦无依的祥林嫂确实是被“吃掉”了。不过，祥林嫂与其说被封建社会“吃掉”了，还不如说是被小说文本过分离奇的“巧合”吃掉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说祥林嫂的悲剧故事仅仅只是展示“封建社会吃人”的思想主题，那么《祝福》实在算不上多么高妙的作品。
众所周知，鲁迅早在年代即被沈雁冰赞为“创造‘新形式’先锋”，也曾以“Stylist（文体家）”自许。为此，我们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便是：在怎样的前提条件下，悲剧故事的真实性及其叙事的逻辑力量不会因为“过于巧合”而受损？或者说，演绎怎样的思想主题可以不必规避“过于巧合”的传统手法？
时间进入21世纪，学界终于发现，“鲁迅的《祝福》并非出自他对现实生活的观察，而是出自佛经。只要我们将《祝福》的故事与佛经《贤愚因缘经》中的《微妙比丘尼品》的故事进行对照，即可发现两者之间的联系”。
《微妙比丘尼品》是佛经中一篇讲述女性苦难的名篇，祥林嫂的悲剧故事与微妙的苦难故事相似度极高。微妙的父母死于一场大火，公婆也相继离世，无兄弟姐妹。微妙四次婚姻，相应的便有四位丈夫。第一位丈夫被蟒蛇咬死，第三位暴病身亡，第四位被剿杀，第二位丈夫系丧失人性的暴徒，酒后使性，竟残忍地将婴儿放入锅中煎煮，逼微妙吃下，微妙不堪凌虐逃离。微妙三个孩子或被大水冲走，或被狼叼走，或被煮煎而死。
照鲁迅批评新潮作家的标准，微妙的苦难故事显然“过于巧合”。然而佛经正是借助这个“过于巧合”的故事演绎了一个重大人生哲学问题，即渡人生苦海的方舟究竟在哪里？佛家最终的回答，简而言之，即皈依佛门。而对于佛经曾经“用功很猛”且推崇释迦牟尼为“真大哲”的鲁迅，借助祥林嫂“过于巧合”的悲剧故事试图演绎同样一个人生哲学的重大问题，即渡人生苦海的方舟究竟是什么？
那么，鲁迅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呢？为什么鲁迅居然会特别采取自己向来反对的“过于巧合”的手段呢？
巧的是，《祝福》叙事形式上的第二个疑难问题不仅能够进一步印证鲁迅对于这个人生哲学问题的演绎思路，而且还将让我们看到，正是对于这样一个人生重大问题的演绎，“过分巧合”的传统技术手段不仅必要，而且丝毫无损于其逻辑力量。
二、《祝福》能掐头去尾吗？
《祝福》叙事形式上的第二个疑难问题与其独特的结构设置有关。
近年来有学者注意到：“如果《祝福》仅止于讲一个女人的苦难故事的话，叙述者‘我’的存在就没什么必然性，用第三人称全知叙事完全可以完成对故事的讲述?把现在的《祝福》掐头去尾，庶几可成。”
《祝福》共五个部分，其中祥林嫂的苦难叙事集中在中间三个部分。如果“揭露封建社会的吃人本质”是《祝福》的惟一主题，那么中间三个部分已经很形象生动地完成了“吃人”主题的叙述任务，就目前《祝福》的篇章结构而言，掐头去尾，委实不影响《祝福》“吃人”主题的表达，那么仅此一项，《祝福》的文字就可以删简四千多字，占《祝福》全篇文字的三分之一，以文笔简洁精练著称的鲁迅断不可能如此浪费。那么头尾两个部分到底说些什么？
《祝福》的“头”可不短，有三千八百多字，在五个部分中篇幅最长，由三组镜头组成，第一组：“我”回到故乡鲁镇，暂寓在本家鲁四老爷家；第二组：祥林嫂与“我”关于灵*有无等生死问题的对话，结果“我”落荒而逃；第三组：祥林嫂死后，鲁四老爷、鲁四老爷家短工以及“我”各自不同的反应；其中的核心是第二组镜头，即“我”与祥林嫂关于生死灵*的问题的对话，正是这组对话确立了全篇哲学叙事的灵*，而其他两组镜头显然以此为中心展开。
有学者把祥林嫂称为“鲁镇上的哲学家”，这未免夸大其词。但是，仅从祥林嫂连珠炮似的向“我”提出的三个问题来看，这个称号并非完全不着边际：“一个人死后，究竟有没有*灵？”“有没有地狱？”“死掉的一家人能否见面？”我们当然没有任何理由因为祥林嫂系一介村妇文盲而轻视她这三个问题。
这三个问题一头连接着祥林嫂的苦难人生，另一头连接着人生哲学的重大问题；既是每一个普通人无法回避的人生问题，也是古今中外的大哲学家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正如钱穆所说：“人生问题中最大的，还是一个人死问题。人死问题便从人生论转入宇宙论，这已不属‘人’而属‘天’。死生之际，便是天人之际。人人都不愿有死，人人都想不朽、永生，逃避此死的一关，这是世界人类思想史上最古最早共同遇到、共同要想解决的问题。”
能从人死问题进入人生论进而转入宇宙论的，固然不是文盲村妇祥林嫂而是哲学家，但这绝不意味着只有哲学家的人生里才有哲学。祥林嫂的人生里同样有丰富的哲学，因为祥林嫂的人生里的生死问题与哲学家人生里的生死问题并无二致。仔细想来，祥林嫂的这三个问题逐层展开、层层递进、环环相扣，逻辑十分严谨。
人人都不想死，然而人人必死无疑，世间没有比如何逃离死亡恐惧更大的人生难题了；正因为如此，钱穆认为从人死问题能够进入人生论并转而进入宇宙论的哲学问题，而人类思想史上最古最早共同遇到、共同要想解决的哲学问题则多以“人死”为其问题的逻辑起点，而从“人死”的绝境中开出路径来亦是生命哲学的常规思维方式。
于此，我们便可理解，鲁迅为何不选择智识者而选择村妇文盲祥林嫂向读者提出如此重大的哲学命题来，并如此反常地在这个底层老百姓身上“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如果鲁迅的生命哲学必须从“人死”的绝境中开出路径来，那么祥林嫂从苦水里泡出来的那些个关于生死的疑问，固然饱蘸着浓烈而又鲜活的生命汁液，鲁迅以此为逻辑起点探寻“渡人生苦海的方舟”，不仅无损于其逻辑力量，相反只会使其哲学的逻辑基础更加坚实，因为其生命哲学根植在社会最普通、最底层的老百姓的苦难人生中，是在最底层老百姓的苦难人生中泡出来的人生哲学。
或许让读者不无惊奇的是，尽管《祝福》篇幅并不长，然而当鲁迅把“一切难堪的不幸”聚集在祥林嫂身上时，却没有给读者带来丝毫的突兀感。《祝福》面世九十余年来，迄今没有读者质疑过祥林嫂悲剧故事有何离奇之处便是最好的证明。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在《祝福》的叙事中，鲁迅选择倒叙的方式，开篇就讲述祥林嫂中年而亡的故事，让祥林嫂的死亡在读者眼里成为一个既成事实。从叙事理论上讲，祥林嫂的“死亡”是全篇小说的“所设”，而在文学叙事中，“所设永远是一个假定，是个给定的推理条件，它设定什么，就是什么，它的专利受到保护，永远不会被推翻”。有了这么一个不容推翻的“所设”，《祝福》后面所有关于祥林嫂的苦难叙事便水到渠成地成为对于祥林嫂死亡的因果演绎，成为对于祥林嫂死亡这个既成“事实”的诠释，而承担着诠释功能的每一个苦难故事都推动着读者步步接近祥林嫂已经死亡的这样一个冰冷的事实、以及蕴藏在这个冰冷事实背后的哲学智慧。对于这些虽然有些“过于巧合”然而却承担着诠释功能的悲剧故事，读者不仅不会感觉“过于巧合”，相反只会感觉到整篇小说叙事有了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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